不仅如此，中体西用既是晚清思维的产物，有上述自己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清朝既倒之后，它成了代表抵拒新知、顽固守旧的贬义词。严格说来，在这之后，再使这一概念必须慎重，不能贴标签式似的动辄以此指斥关涉中西表面相类的各种思想主张；否则，就有失之简单化的风险。这原因有二：其一，因为中体西用说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体用、道器、本末之思。“体”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结构、规律性，即事物自身存在；“用”指其外部联系、功效、运动等等。体是道、本；用是器、末。晚清借此规范中西文化关系，明显有贬抑西学与固守中学之思想取向在；但就其思辨范畴本身而言，它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范围一切事物的认知，而与晚清自有特指的表述，不可等量齐观。由于该范畴内涵外延都十分广泛，几乎可将一切涉及事物认知关系的判断尽纳其中，而无需顾及质的规范性；故尤其是在论述中西文化关系上，只要你承认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就很容易被附会说成是“中西体用”论了。例如，十教授的“中国的本位文化”论，一开始就被许多人斥为不脱晚清的中体西用思维，固不待言；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之地位”的中西文化主张，又何尝不可冠以同样的帽子呢？而实际上，十教授明明在强调科学与民主，强调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陈寅恪更力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哪有固守封建纲常名纲之想！其二，随着民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样，都已在现代性共同的轨道上运作了。其主张容有是非短长，却是与晚清的所谓中体西用论，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略了。人们往往忽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动辄给不同的意见冠以中体西用的帽子。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始终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其中的“中体”不断在变而已。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可以理解为过去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形态。按邓小平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被采用的。这与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基本相合的。今天中国的主导思想，思维模式仍然在延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中学为体’之‘体’变了。”[22]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既说近代至今，中体不断在变，那么较之晚清，所谓的中体已非旧物，整个概念的意涵也就改变了，如何还能张冠李戴，谓之曰“中体西用”？要不然，任何发展民族主体性的主张，岂不都免不了被斥为“中体西用”的命运？很显然，此种泛化式的概念运用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