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21]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论断。
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一些指涉中西文化关系，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欧化”、“西化”、“全盘西化”、“东方化”、“中国本位文化”等等。它们都是近代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记录了其时社会变动与国人文化观念变动丰富的历史信息。
也正因为如此，使用这些历史上的关键词，概念须清楚，即需严格其本来的意义，不能轻易套用，似是而非；否则，便易混淆概念，引起思想认知上的混乱。这可以上述最著名的“中体西用”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概念为例。它常被今人提到，见智见仁，也最易混淆。晚清最初使用这一概念者，固然不止一人，但公认其最终定型并得以广泛流行，却当归功于身居高位的张之洞于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邠的“以纲常名教为原本，附以诸富强之术”，再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反映了鸦片战争后近60年间，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漫长思考，和最终由官方出面形成了总结性、权威性的规范表述。所谓“中体”，指的是以清朝统治为代表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西用”，则是指源自西方的声光化电，主要是工具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前者为体，不容改易；后者为用，不妨多多益善。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对戊戌维新思潮的抵拒；而就后者而言，则又反映了对引进西学的某种宽容。时严复批评说，驴有驴的体与用，马有马的体与用；中体西用，恰是以马为体，以驴为用，结果是非驴非马，四不像。严复相信西方文化是以自由为体，以科学为用，其批评自有道理；但也要看到，胡适说的也有道理：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取其所长，去其所短，这里并不一定要强调体用的对接。换言之，非驴非马四不像，正其道也。故评说不容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