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确立了文化自觉的观念，抗战时期此一自觉更是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的伟大胜利既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起点。固然，时代变动不居，适应新环境新问题以取得文化选择自主地位的文化自觉，也必然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但是，由此引出的教训，当是强调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而非否定新文化运动后，国人作为整体，已站立在了现代文化自觉的基点上，这一重要的事实。
有一种观点认为：“后五四时代所出现的文化自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明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反复回**的时代主题，依然摆以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19]
论者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就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所谓“文明主体性”，就是指世界文化共有的人类主体性，他又叫做“人类文明意识”或“人类普世意义”。他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他认为，五四至今，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困惑，不仅没有缓和，且愈演愈烈。然而，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假命题。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是相统一的。这个富有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观念，上述梁启超诸人实已具备了。习近平同志新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其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只是表述得更富有时代性、前瞻性和合乎科学罢了。尽管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其世界的人类主体性间存在张力，在现实中怎样处理具体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也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但是，除非疯子，没有人再去相信或主张全盘西化或复古排外；这是因为五四后，国人毕竟站立在了上述现代性辩证认知新的历史基点上了。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的认知分歧，不仅永远会存在，而且恰恰构成了推动不同历史阶段上，人们的文化自觉观念得以不断与时俱进重要的内驱力。为什么一定要将“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与国人“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对立起来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44年就说道：“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抑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0]这不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相信，当下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血脉，同时又不离世界文明的主潮，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国人的此种文化认同，难道不是合乎逻辑和显而易见的？看不到特殊性与普遍性间存在着的张力和人们在实践层面上的意见分歧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混淆概念，将之说成百年至今，国人深陷其间，走不出的思想迷津，实际是低估了先人，也将误导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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