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揭出的远大目标是：在开放的、世界的视野下，发展中国民族独立的新文化。他说：“我们做国际团体一分子的中国，应该怎么样，我国民该走哪条路，才能把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个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又说，“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个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它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13]
他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1）明确地提出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2）提出了“人类全体文明”的概念，并强调了它是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统一的重要见解。这与当下我们的见解是完全相通的。
与梁启超一同考察战后欧洲归来的张君劢，也明确表达了发展独立的民族新文化的主张。他说：“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此问题吾心中常常想及”。最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认为的我国新文化发展应有的“方针”，这就是：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14]
这有助于与梁启超的见解互相发明。足见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及其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翼。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标志，与之相应，梁启超诸人与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间的不同主张，实相反相成，彼此之互动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文化自觉的表征。
随着五四后民族主义持续高涨，推动了国人此种文化自觉愈趋理性发展。1935年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1938年“抗战建国”成为全民族的“国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口号更不胫而走。文化民族主体性的观念进一步凸显。要注意的是，此种观念奠基在了上述梁启超辩证观点的基础上了，而与传统的复古守旧，判然划开了界限。只需看看，尽管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的20年间，文化论争仍在进行，但各方在复兴民族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在趋同，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首先，复兴民族文化成了争论各方的共识。其间，争论前期普遍使用的“西化”、“东方化”抽象的概念，后期却为“现代化”、“工业化”等更加现代和科学的新概念所取代。此种文化概念改变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自觉前进了一大步。冯友兰是主张“工业化”提法的，他借助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辨说：“清末诸人的主张是‘正’，‘五四时代’是‘反’，我们今日的主张是‘合’。‘合’虽然有点像‘正’，然而他已包有了‘反’在内。”[15]实际上，冯友兰所谓的“合”，就是争论各方最终都归趋于认同抗战建国之国策：复兴民族文化。所以，“本位文化”、“全盘西化”很快便不再有人提了，唯复兴民族文化成了最强音。胡秋原说：“今日是我们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16]其次，科学与民主是复兴民族文化必须坚持的本质要求，同样成了彼此的共识。“十教授”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目的不是为少数国人谋利益，而是着眼于“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7]讲的就是科学与民主。同时，国民党《文化运动纲领》强调“讲求科学，笃行真理”和“树立民主政治之楷模”；[18]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