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常言国民贵有自觉心。何谓自觉心？吾先哲所谓“自知之明”，即其义也。以云自觉，虽若甚易，实乃甚难。目能察毫毛之末，而不自见其丑。力足举乌获之任，而不能自举其驱。知己之难于知彼，理固然矣。然苟不能自知，则擿填冥行，其不陨越者殆希。其在个人，苟不自知其性之所短所长，则末由扩充自矫正以自致于用，苟不自知其所处之境遇何若责任何在，则末由竭才举职以底于高明也。个人有之，国民亦何不然……群体亦然……不自知吾群与他群相互间处何境遇，故其群终不能大成……，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有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曰国民自觉心。然欲使此自觉心常普遍而明确，则非国中士君子常提命之而指导之不可。而欲举提命指导之责者，其眼光一面须深入国群之中，一面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之外。此为事之至不易也。吾今欲举两疑问以质诸国人：一曰吾国曷为能至今存耶；二曰吾国今后何道以自存耶……吾以为能答第一问，则能知吾国民之所长而思发挥之；能答第二问，则能知吾国民之所短而思补救之。夫如是而国不尊荣，未之闻也。斯即自觉心之作用也。[10]
这里虽未直接使用“文化自觉”一词，但很明白，所谓“国民自觉心”，实际指的就是国民的文化自觉。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知识阶级有指导国民的责任，但他们需具备这样的素质：“其眼光一面须深入国群之中，一面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之外。此为事之至不易也”，这即是说，既要有世界的视野，又要有“知己知彼之明”和取人所长、补己这短的胸怀。最后他对国人提出的两大质问，尤具深意：“一中国曷为能至今存耶；二中国今后何道存耶”？我们不妨将之与1997年费孝通先生的见解加以对照：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11]
二者不仅基本观点相通，而且都使用了“自知之明”这个词。足见梁启超先见之明之难能可贵。
梁启超是文发表于是年7月，而8月《青年杂志》创刊，说明其思想取向，实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契合。不过，当时他毕竟未曾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尤其是未曾经历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故提出了“国民自觉”的概念虽不失深刻，却终究还缺乏后来感悟东西方时代大变动得以沉淀下的丰富的思想内涵，而显得单薄。1920年初，他考察战后欧洲回来，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了全新的视野。是书前有导论《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分上下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值得注意是，前者仅是数千字的短文，后者则为洋洋万余言的大作。仅就修辞与提法而言，“中国人之自觉”较之“国民之自觉”，其视野与抱负也不可同日而语，给人有“更上一层楼”之感。这主要有三：
其一，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国是要爱的，但不能守旧偏狭。“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在国家的底下，发挥个人的天赋，最终“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个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12]这里涉及了世界与国家，集体与个人的辩证关系，十分深刻。
其二，强调思想解放要彻底，不能光对中国的古圣人救解放，对西方文化也要救解放。复古固然可笑，“沉醉西风”，也不高明。
其三，须“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学习西方文化，合成“新文化系统”，然后再去助益世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