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陈嘉异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上发表长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反对简单否定中国文化，他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本身即具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其根底，最能运用发展者也”。人们多以为近代中国的进步只是引进西洋新思想的胜利，而不知旧传统的阻力所以如此迅速归于淘汰，其“具有此淘汰作用之根本潜伏力，即余所谓吾族有此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天才是也”。陈嘉异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弱点，但他同时却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近代西洋新思想所以能在中国安身立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归根结底，还在于中国民族精神的生命活力，为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承接面，从而得以融入有机整体，化育为民族新的生机。其见解对我们的启发就是：近代国人超越了“治统”、“道统”传统观念，其历史文化认同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原因除了民族主义提供重要内驱力外，重要一点就在于，上述中国文化的特质富有思想张力，即具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和“具有此淘汰作用之根本潜伏力”。近年学界喜欢用“内在超越”和“创造性转换”等概念，来说明中国固有文化所以能适应现代，生生不已。这颇传神，也不失为深刻；但若进一步问：中华文化缘何能实现此种所谓的“内在超越”与“创造性转换”？又似乎知其然而未及其所以然。值得重视的是：陈嘉异的上述见解，道人所未道，确为登堂入室的真知灼见；至少它有助于深化和丰富人们已有的认识。
由上可知，我们对于中华文化和近代复杂的历史现象之探讨，尚有广阔的空间在。
当然，与此同时，在近代中国，中华固有的文化本身也面临西学东渐的冲击，故近代国人的文化认同，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近代国人的文化自觉。
二
文化认同，是指某一群体成员对于生活其中的文化富有情感的归属性认知。文化自觉，则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的长短优劣，能持客观分析的态度，贵有自知之明；面对世界多元文化，主张相互包容，取长补短；既不固步自封，也不数典忘祖，舍己芸人，从而能引导本国文化朝向合乎理性的方向发展。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都是面对“他者”引发的文化行为，但后者却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生的一种艰难曲折、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理性认知过程。近代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走向文化自觉，尤其是如此。
严格说来，从鸦片战争后魏源打破“天朝大国”的虚骄，提出“师夷长技”的大胆主张起，近代国人便开始了迈向文化自觉的艰难旅程；但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却要晚到20世纪初年，创始者是梁启超。1915年他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