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文化，却非韩愈所说的孔孟之道之“道统”，它是大概念，指中国固有文化本身。对于这一点，既是主张共和革命的革命党人，同时又是以光大国粹为己任的著名学者，一身二任的晚清国粹派，表述更具典型性。在他们看来，与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相较，文化危机才是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告终古矣。”[7]他们提出“国学、君学对立”论，将自己一身二任的角色统一了起来：中国文化本有倡言民主共和精神的“国学”在，只是秦以后君主肆虐，主张专制主义的“君学”盛行，致令“国学”隐耀不明。为此，刘师培专门写了《中国民约精义》一书，阐发所谓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民权思想。故他们主张“复兴古学”，宏扬国粹的目的，正是为了助益现实的共和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不仅如此，章太炎等人还激烈地批判儒学，是著名的反孔派。在他们看来，君主专制与儒学独尊，二者互为表里，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形成了对人的束缚。其为祸之烈，即在于扼杀思想，禁锢人心，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失去了内在的活力。故章太炎著有《订孔》，借日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国粹派的文化认同，全然超越了“治统”、“道统”传统的观念，更是显而易见的。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曾评论说：清末“保存国粹运动”，其中许多支持者多是革命党人，“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8]“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可以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即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情结相融合，若将此言作正面和积极的理解，它恰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观点。
应当说，国粹派诸人还未能完全摆脱中外比附的弱点，但经孙中山与李大钊，此种思想更推进了一大步。手创共和的孙中山，同时首倡“五族共和”，并主张继承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他以文化认同应乎浩浩****的“世界潮流”与中国政治形态革故鼎新的时代取向，就愈显其理性的光华。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更明确地将文化认同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民主共新国体的认同，以及与中华民族新格局的认同统一起来，并视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扬的新主义、新精神。他说：
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于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早已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而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