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指出在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鹿中原的各类政权都会从“治统”、“道统”两方面，亟力宣扬自身的正统性即合法性，是必要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在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文化才是民族认同更为本质的规定。《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韩愈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都是将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表述。清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在祭告黄帝文中这样说：“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5]所谓“继道统而新治统”，无异于是说：“道统”当继，而“治统”则不免适时更新。这固然是为新立的清王朝说项，但它毕竟也透露了“治统”即政治形态有别于“道统”（文化），后者是更具本质性的历史信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观察，他很早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较之西方，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融合在一起”。“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6]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由于近代中国时移势易，它在被迫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传统的“治统”、“道统”认知，对于国人来说，已失去了合法性与说服力。故我们对于近代中国问题的解释，只有从中国原本的文化特质入手，才能摆脱上述的困窘，而呈豁然开朗的新境界。
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亟，智士仁人探寻救国真理，前仆后继，实已逐渐超越乃至全然摒弃了“治统”、“道统”传统的概念、范畴。他们对传播与仿效西方近代民主的政治形态，不以为忤；但对于中国文化（并非道统）的认同问题，却视若命脉所在，是非曲直，在所必争，以至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绵延不绝。鸦片战争以降，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不影响他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的议会政治表示欣赏；康有为主张“保国、保种、保教”，也不影响他借助今文经学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倡言将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以变革传统的君主专制；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立宪还是共和的著名争论，其分歧的实质并不在于否定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只在于确定哪一种政体、改良还是革命更适合于国情而已。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无不将传统的“治统”说置之脑后，而力图将西方政治形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从而彰显了上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政治与文化相融合，但文化才是更为本质的认同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