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颇受学界关注，相关论著也渐多。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此种历史文化认同，可以概括为“治统”与“道统”：前者“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即“继承了炎黄以来的政治统治”，后者“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即“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列强入侵，“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新格局的体认。[2]这些重要观点都给人以启迪。
不过，这些观点也仍有可推敲的余地。应当说，将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概括为“治统”与“道统”两方面，不失卓见，也易于理解；但是，在近代，却事有不同：随着清王朝倾覆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历史开始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即原有的“治统”，归于终结。而随着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后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勃兴，诸子学蔚为大观，孔子与儒学走下神坛，古代的“道统”，也名实俱亡。若由是以观，则近代的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似乎是削弱了，而非加强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此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显然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尽管早期儒家学说就强调自身传承的脉络，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也早成统治阶级的护符，且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的是宋代的朱熹；但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道统”概念毕竟是由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而提出“治统”的概念以与“道统”并列为二，则是韩愈以后的事。韩愈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揭出“道统”说，除了有为儒学梳理学派统绪和为了排佛，与其“法统”说抗衡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治统）立论，而成其“道统”。故他特别强调：“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3]这里彰显的是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这与儒家经典《中庸》所说的尧舜文武之道，在内涵与境界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庸》有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特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4]是言虽重在颂扬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但它同时也指明了孔子儒家所继承光大的尧舜文武之道，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包容天地博大而和谐的境界，这里并无后世所谓的“治统”、“道统”之分，其内涵也绝非二者所能涵盖。其后有了以“治统”与“道统”并列，后者的内涵更进一步窄化了。换言之，早年儒家所“祖述”与“宪章”的尧舜文武之道，归根结底，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它可以涵盖后人所说的“治统”及与之相对待的“道统”在内，却不容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注意到先秦秦汉之际的儒家十分强调以文化高低辨夷夏的夷夏观，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