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起，追求大一统便渐成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著《春秋》，开宗明义即称：“王正月。”《公羊传》释之曰：“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先秦诸子虽论难诘驳，势若水火，但于政治理想，却都归宗于“大一统”。墨家“尚同”与儒家“大同”，目标完全一致。孟子更明示天下要“定于一”；荀子不但要“一天下”，而且还要“一制度”，“风俗以一”，“隆礼而一”。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复被推崇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44]的高度，并浸成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理念和政治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追求和珍惜统一，将统一的时代称作“治世”，而将分裂的时代称作“乱世”。在任何时候，制造分裂的言论和行动都要受人唾骂。而任何一个割据势力也都不肯长期偏安一隅，无不殚精竭虑，把统一天下视作英雄伟业。在纷争不已的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氐族人苻坚统一北方后，声称挥师南下的理由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尝不临食辍。”[45]至于南宋陆游有《示儿》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表达了一切爱国者共同的大一统情结。正因中国文化具有追求大一统的内驱力，故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历史，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期长，统一终究是无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
其二，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区域文化融合的结果，其本身就体现了包容性。迄秦汉时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46]，此特性愈彰显。从先秦时起中国文化固强调“华夷之辨”，但华夷界限，从来是重文化而轻血统。《春秋》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种重文化轻种族和以文化高低判华夷的民族观和文化价值观，对后世影响甚大，因为它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素质。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胡汉文化融合，以及佛教的中国化，都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同样，鸦片战争以降，近代志士仁人无不历尽艰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冯桂芬等人主张“中体西用”；康有为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47]；严复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48]；孙中山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9]；毛泽东更进而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50]，这些也无不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生动体现。此外，近年来，我国生物学家对南北28个地区、32万多人口的GM血清血型和HLA白细胞抗原资料进行研究，发现今天的汉族人口是由南北两大起源不同的集群构成的。这一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汉民族不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干的民族。重文化轻血统，同样是中华民族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源泉。[51]
其三，中国文化具有慎终追远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