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像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那样因灾患、战争等原因而消亡、中断，反而历经沧桑，久而弥坚，汉字记载的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起到了保存、积蓄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
汉字体系大概是在公元前17世纪夏商之交形成的。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古老的、内容比较丰富的古文字资料，是殷商晚期（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殷商晚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是很完整、很成熟的文字体系，书写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离汉字体系的形成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册”、“典”是系统的文献记录资料。现在，《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帝王世系已基本上被殷墟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王朝谱牒所证实，这说明最迟在夏代古人已经开始用汉字记录自己的历史了。殷人的“先公”、“先王”之中，“先公”及开国之君商汤都生活在夏代。因此，最保守的估计，夏商之交，汉字已经开始形成体系，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由汉字体系的形成上溯汉字的产生和起源，则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老的年代。
关中出土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
在各类刻符中，时代最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兽骨等物上的几何形刻符，距今已有七八千年；出土数量最多的则是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的诸多几何形刻符。后一类陶符多出于渭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刻画符号多半刻在陶钵外口沿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一般一个器物只有一个刻画符号，具有明显的共性，可以看作是同一系统的符号。这类符号有的可以直接和商周文字尤其是殷墟甲骨文相比附，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它们“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1]。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对后世文字发明有一定的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们与文字毫无关系，因为此类刻符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有发现，汉字发展相当成熟时期的商周时代遗址中也常有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二里岗遗址、安阳殷墟遗址、陕西周原遗址，甚至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春秋谭国遗址、山西侯马春秋战国晋国遗址都发现了不少与上述陶符相似的符号，而且也是每器刻一个符号；有的陶器上这类符号与古体汉字并存，但二者决不相混。这说明这类陶符与古文字的联系是不多的。它可能是器物所有者或陶工为了某种需要做的一些标记。或许古文字创制过程中曾吸收了其中的某些符号，但这类符号本身并不具备文字的性质，“既不是汉字，也不是汉字的最初形体，它与汉字毫无关系”[3]。
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符号
龙山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盆刻符可能已经具备了文字的性质。丁公刻符是1991—1992年在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它刻在一块长7.7—8.6厘米，宽3—3.4厘米的泥质灰陶盆底残片上，有5行11“字”。这些“字”，专家大都以为是原始文字，但跟商代的甲骨文不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6]。上文说过，汉字的产生是无数先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头尝试、反复探索、筛选，最后才定型成熟的。丁公陶符可能是这种多头尝试之一种。它虽然跟商代甲骨文不属于一个系统，但不能排除它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一定氏族范围内曾经使用过的原始文字。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早于殷墟甲骨文而且能肯定与殷墟甲骨文有密切联系的原始文字主要有河北藁城台西陶器刻符、江西清江吴城陶器刻符等，数量不多，也较零散。
丁公遗址出土陶器刻画符号
台西和吴城商代遗址出土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