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必然的规律支配着它的变化，这就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邹衍认为，水、火、木、金、土“五德”，每一德支配一个朝代，“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某一德被另一德取代时，天就会发生某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作为改朝换代的信息，这就是“符应”。邹衍认为，五德转移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他认为当时“水”德将要代替“火”德的周，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了正在进行兼并战争的各国君主的欢迎，传说燕昭王曾亲自拜邹衍为师。由此可见当时邹衍“五德”学说的影响之大。
邹衍在政治哲学上也有不少阐发。他把过去的治国经验和自己对将来国家的推测、幻想结合在一起，以经验作为推测和幻想的依据，大讲治国之道很能引人入胜。但后来人们发现他的政治见解多是夸夸其谈，慢慢就不大推崇他了，“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引之”。邹衍的政治思想受儒家影响比较多，他的政治理想和儒家提倡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相类。
秦统一六国后，有人把邹衍的学说献给秦始皇，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学说，制定了一套所谓“水”德的政令。邹衍的学说，后来主要被燕、齐的方士们继承下来。
七、杂家
战国即将结束的前夕，思想界出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百家学说、折中调和各种思想的杂学，其代表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秦庄襄王和秦王政初年任丞相。他召集门客“人人著所闻”，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因为是集论，汇集了儒、墨、道、法、阴阳、农、兵、纵横诸家等各家的思想，《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班固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吕氏春秋》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辅导人君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作为治政的借鉴，和孔子作《春秋》的本意相同，所以也以《春秋》命名。
《吕氏春秋》包括了儒、墨、道、法、阴阳、农、兵、纵横诸家的理论，虽未能创立完整的体系，但这并不是说《吕氏春秋》没有自己的立场与主要倾向。从全书的思想体系看，《吕氏春秋》“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的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55]。《四库全书》说它“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其说可信。
《吕氏春秋》非常尊崇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王道思想，它认为：“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56]又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57]它认为孔子的“正名”理论是治理国家最好的理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58]，只有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伦常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国家。《吕氏春秋》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价值，它认为三代之所以昌，学习和教育起了关键的作用：“太上知之，其次知其所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59]从这几个方面看，《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应该属于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