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趋吉避凶，使事物能够顺利发展，《易传》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掌握变通和变通的时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51]。“穷”即事物发展到极点，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变”——变革。经过变革，事物才能更好地发展，这就叫作“通”。事物通达顺畅了，可以维持一段长久的时间，所以说“通则久”。这个久，也不是永远的，在不久的时间内，它还要达到“穷”的阶段，这就叫作“往来”、“屈伸”。这种往来、屈伸也是无穷的；惟其无穷，所以世界无尽。“往来不穷谓之通”。穷而变，变而通，通而又穷，循环往复，由此构成天地万物的永恒演进，宇宙的大化流行。
《易传》说，“穷”、“通”又是与“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时”，指特定阶段的人们所遭遇的一种时运、时势或时机。人们行为的后果是吉是凶，主要不取决于行为本身，而取决于是否适时，适时则吉，失时则凶；顺时而动，必获吉利，逆时而行，必遭凶咎。所以，《周易》特别注重“时”，认为“变通”就是要“与时偕行”，随时而动，“变通者，趋时者也”[52]。只有审时度势，随时应变，当机立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易传》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同西方接触之前，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水平有很多是通过对《易》、《易传》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历代学者特别注重对《易》、《易传》的研究，主要不在于它判断吉凶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揭示的宇宙和人生道理，在于它蕴含的深刻的辩证思维。
五、名家
“名实”问题是春秋以来思想家常常讨论的问题，但多限于一些具体的名实关系。战国时期，名辩之学发展为对概念的规定、分类、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有一些思想家专门从事这项问题的研究，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后期墨家也参与了这项问题的辩论。
（一）惠施的“同异”说
惠施，战国中期宋国人，生平已不可详考。他曾做过魏国的相，与庄子经常辩论问题。他的著作已亡佚，现只能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的片段记载中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
据《庄子·天下篇》等记载，惠施经常与别人讨论的哲学和逻辑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的无限性和相对性问题。
（2）事物的同异关系问题。
（3）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事物的问题。
第（1）个问题是由《管子·心术》“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命题引发的，其原义是想说明“道”的无处不在。惠施把这句话作了逻辑的概括，变成为讲空间的无限性和相对性的问题。他把“其大无外”概括为“至大无外”；把“其小无内”概括为“至小无内”。“其大无外”本来是说大到无所不包，“其小无内”本来是说小到不能再分割，惠施离开具体的大小而只从抽象的大小来论证，结果“至大无外”变成了“至大”之外再没有更大，“至小无内”变成了“至小”之内再没有更小，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宇宙大小的无限性。惠施在论证空间大小的无限性中看到了相对性的一面，他把“至大无外”称为“大一”，把“至小无内”称为“小一”，说同是“一”，从不同的角度看就有大小之别，这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他脱离具体事物的大小来论证大小的相对性，把“至大”、“至小”都命名为“一”，这就否定了大小之间质的差别，陷入了相对主义。
第（2）个问题是事物的同异关系。惠施认为事物有“大同”，也有“小同”；“大同”则小异，“小同”则大异；“大同”小异和“小同”大异虽有不同，但都只是“小同异”而已，因为这些“同”、“异”都只是具体事物在互相对比中的“同”、“异”。如果从事物的根本上讲，万物既可以“毕同”，也可以“毕异”，“毕同”、“毕异”才是“大同异”。这个问题的思想方法与第（1）个问题有相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