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思想，韩非子对《老子》的神秘主义的“道”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他认为“道”并不是什么精神主宰，也不带有什么神秘的色彩，而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是自然界或治理社会的总的规律。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合）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39]在这里，韩非子又提出了“理”的概念。他认为万物都有它的“理”即规律，而“道”则是万物之“理”的总汇和综合。他还说，不同的事物由于“理”的不同而可以区别成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等特点，掌握了不同事物的“理”，进而就可以认识“道”。韩非子认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遵循事物的规律去做事，没有不成功的。因此，他反对不按照事物的规律而只是以主观臆测办事。这都富于唯物主义的思想特点。
韩非子在认识论上也继承了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并有所发展。韩非子认为，人要得到知识，必须接触客观事物，遵循事物的规律。他反对离开客观事物而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必须考察认识、言论是否与客观事物相符合，才能确定是非；必须比较各种言论、判断，才能确定哪些言论、判断正确。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40]他主张集合各种说法，以天、地、物、人四方面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参验来判断某一认识是否正确，并特别注重以实际功效来检验认识是否可行。韩非子强调人类的认识必须以实际功用为目的，不然，讲得再明白，说得再好听，也像胡乱射箭一样没有什么用处。韩非子主张对各种学说的评判、取舍也应以是否切合社会实际情况和功用为标准，他强调必须舍弃无用之辩、“微妙之言”和“恍惚之辞”，这实际上也是为清除宗法贵族动辄称举“先王”、侈谈“仁义”的言论制造舆论准备。
韩非子把新旧学说的对立提高到逻辑学上的矛盾律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对立事物转化的条件，也是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贡献。韩非子第一次在哲学意义上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故事来说明“矛盾”的含义。他认为事物超过适当的量就会走向反面，“譬诸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则生”，“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41]。这些认识虽然是直观的、朴素的，但它在发展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上，都有不能忽视的意义。
四、《易传》
“《易》本卜筮之书。”[42]《易》传说是周文王被囚禁在商的时候写成的，它的形成出于占筮迷信，其用途是依据其中的卦象和卦爻辞的组合来推断人事的吉凶。这部书自殷周之际产生以来，已经流传了近3000年之久。“此书本为卜筮而作”，可是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却被尊奉为一部讲宇宙人生哲理的书。这个解释便是战国时期产生的《易传》。《易传》书中有许多道理深刻的格言和意蕴精湛的思想命题，成为战国时期一大重要的哲学思潮。其后，经历代易学家的阐扬，内容又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社会风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