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代是神权的时代。那时的人们认为，自然界的风云变幻，人间的吉凶祸福，都是“帝”即上帝安排的。“帝”是一个不可感知的存在，它高高在上，决定一切，预知一切，所以夏商时人事无巨细，行动之前一定要通过卜筮征得它的同意才能下决心去干。这种由神来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以前被斥之为迷信，是不恰当的。夏商时的求神问卜，是哲学思维的最初尝试。《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当时人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力量很薄弱，事关重大，疑惑不定，他们只好找一个有力量的、富于智慧的外部力量代替自己思维，代替自己决策。这个有力量的、富于智慧的外部力量，就是人们幻想中的“帝”。
殷人幻想中的帝，是按照地上人王的统治方式描摹出来的。他们认为，“天命”是至上神的旨意，必须敬畏它、遵从它才能保有自己的政权，所以一切都“卜然后决大事”，都要通过卜筮来求得与天的适应。这种天命人事合二而一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是唯唯诺诺，一切都自己做不了主，但实际上这也是殷人以自己独立的人格来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方式，是自觉的认识世界、适应世界的一种方式，只不过他们自己觉得无法确切地了解客观世界，只能仰求于“帝”罢了。
周初“敬德”思想的出台，用“德”对殷人盲目的天命观念作了否定，这是周人思想的一大进步。周人警告自己的继任者，“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如果不敬德，不严格约束自己，就不能保有天命。这实际上是给天命增加了新的内容。这种靠人“德”来维持天命的思维方式，是重视人治思想的开始。它表明，从周初开始，“天命”和“人事”已不再是合二而一的了，天命虽然是最后的决定者，但它已不再直接干涉人间的具体活动，这也可以说是天命被否定的表现。
春秋“天道”和“人道”的分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发展。西周以前，天命和人事是混为一体的。天命就是人事，人不过是天的工具或天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事活动是执行天命的一种表现。春秋“天道”、“人道”分开，把人的吉凶祸福归之于人的作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果，并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就使“天道”逐渐演化成为一个远离人间的、抽象的哲学范畴，而与“天道”相对立的“人道”，则成为人们重点的研究对象，成为当政者和现实主义思想家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春秋末年儒墨“显学”在思想方面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这些问题来进行的。他们的争论，实际上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先驱。
一、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的创始者，鲁国人。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但很早就衰落了。孔子早年做过管理会计的“委吏”和管理牛马的“乘田”等小吏，后来短期任过鲁国司寇，因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辞职。此后孔子周游列国，不被任用，晚年在鲁国聚徒讲学。传说他的门徒有三千人，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二人，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孔子像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基本上代表没落贵族的利益，但主张对社会进行一些改革，主张对人民实行德政。孔子对西周的礼乐制度推崇备至，赞扬它“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并坚决表示“吾从周”。孔子认为春秋“礼崩乐坏”的局面是“天下无道”，曾屡屡加以抨击。他提倡君子“克己复礼”，呼吁人们用周礼去匡救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孔子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仁”的标准是“孝弟”、“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克己复礼”等，具体说就是让人们有推己及人之心，有忠恕之道，有“克己复礼”的信心和修养。这跟他长期生活在民间深刻了解人民的生活疾苦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