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的大动**、大分化，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大分化。原在官府保藏的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等开始流传于民间，原由各级官员所讲授的诗、书、礼、乐、射、御等文化知识与专门化技术，到这时可以由私人讲授。孔子是最早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人之一，由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儒家学派在哲学、教育学等各方面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这里仅就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些分析讨论。
一、儒家伦理思想的来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这个政治与社会秩序大变动的时期。他的先祖是宋国的贵族，他出身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而他所生长的鲁国则是保存西周以来礼制思想、典籍文物与风俗习惯最多的国家。这便使孔子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无限向往西周时期特别是文武周公时代典范的政治思想和礼乐制度。实际上，在孔子的时代，由于时间的关系，夏礼、殷礼的内容已不能完全引证了，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6]然而孔子自知他对夏礼、殷礼、周礼的沿革关系是十分清楚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7]孔子认为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而有所增损，周礼又是以殷礼为基础而有所增损。因此将来继周代而损益的下一代礼制的内容是可以推知的，这样一步步地沿革变化，甚至百世也是可以预知的。不管夏礼、殷礼与未来新礼情况如何，从孔子思想来看，他最崇拜的还是周代的礼制和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8]这就是说，周代已借鉴了夏文化与殷文化，因而周文化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孔子十分感叹地说“吾从周”，这反映了孔子对周文化的向往和仰慕。而孔子心目中最崇拜的典范人物是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9]而孔子所崇尚的典范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局面则是西周时期：“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0]在孔子看来，政治秩序、社会环境很好的时候，则“天下有道”。天下有道的标志是礼乐征伐之命都出自天子，而天下无道的标志是礼乐征伐之命出自诸侯。而礼乐征伐之命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又到大夫，从大夫又到陪臣，则社会政治秩序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孔子说的这种情况也正是鲁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写照：“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21]这正反映了鲁国政权逐步为有实力的下层所夺取的趋势。鲁君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已有五代了，政权落入大夫之手已有四代了。连掌握鲁国政权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的后代也在衰败之中。而对这种政治局面，孔子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崇拜西周时代制礼作乐的典范人物，仰慕“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孔子的伦理思想，也是继承西周初期的伦理道德观念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