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中唯《乐经》失传。司马迁曾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9]又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50]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他收的弟子累计有3000余人，其中有成就的大概有70人。这几千个学生主要出身于“士”这一阶层，其中还包括一些放牛的、种菜的等出身低微的人。他的施教原则是“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反映了“学术下移”的历史趋势。他的教育内容以诗、书、周礼为主，目的是传授奴隶主阶级的文化，但结果却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和历史材料。他让自己的学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希望他们学而优则仕，学好以后出去做官。因此他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也不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但他所教出的学生也不都是搞克己复礼的，这些人挤进当时的统治阶层，本身就是对世卿世禄的一种否定。尤其是他的后学弟子，在他死后分成了几派，其中一派就是主张革新的，帮助魏国改革的李悝、吴起，帮助秦始皇改革的李斯以及韩非等，都与儒家有一定的关系。
在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方面，孔子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司马迁评论说：“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51]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有的是讲教学内容，有的是讲孔子为人处世的原则，但其中主要还是概括了孔子关于教学方法的宝贵经验。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要“博学于文”[52]，要好学多思；要“讷于言而敏于行”[53]，要勤学之，笃行之；要忠于国君，忠于所事，忠于国家与民族；与朋友交往要讲信用。正如子夏所说的那样：“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54]这里所讲的虽然主要是教学内容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但也包括一部分教学方法。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主要是教育学生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学习，看问题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只凭主观猜测，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主观认定必然如何如何，而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多方面的因果关系；不要固执己见，总自以为是，而要虚心考虑各种不同意见，随时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总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服从真理，还要善与人同。所有这些都是说，学习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虚心向一切人学习。
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主张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史记》所说的“不愤不启”和《论语·述而》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意思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当他们经过反复思考还得不出结论时，才可以去启发他们；或者当他们已思考成熟，但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言词表达时，才去开导他们。也就是说，不是采用灌输的方式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他们动脑子认真想问题，然后才教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老师已向你解释了四方形的一个角，你如果不能以此类推出其他三个角的情形，对这种学生就不能再多讲新的知识了。总之，孔子不仅要求学生认真思考，要求教师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去“开其意”、“达其辞”，而且要求学生通过具体事例，概括出普遍原则，不断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扩大知识面。
另外，孔子还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主张“温故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以及主张“因材施教”等，所有这些都对后人有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