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学在官府”,教育被少数人所垄断。通过官办的学校培养政治、军事、文化人才,成为人才成长的主要途径。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礼崩乐坏,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五霸七雄的激烈斗争,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当时“圣贤不明,道德不一”[33],新旧交替,无所遵循。“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34]各级各类官办的学校,从地方的庠序,到诸侯的泮宫,乃至天子的小学、大学大都日益衰落,废坠无闻。“学校不修”,“人废学业”[35]。“天子失官,学在四夷。”[36]私人讲学和私人养士之风日益兴盛。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局面被打破了,学校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学者聚徒讲学,士人择师从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我国历史上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阶段。
一、孔子办私学
人们常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办私学的人。”其实不然。大概早在春秋中叶,私学就已经出现。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私学已有相当的数量和一定的规模。
据《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法家的先驱邓析为了宣传自己编著的《竹刑》,就曾在郑国办过私学:“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只要交纳一定的学费,他就可以向他们传授法律知识。邓析死于公元前501年,他办的这所私学很可能早于孔子的私学,或者与孔子的私学大致同时举办。
据王充的《论衡·讲瑞篇》记载,鲁国的少正卯是与孔子同时同地的一位著名的私学教师。他讲课很有煽动性,他办的私学“聚徒成群”,“与孔子并”。不仅规模很大,而且名声很高,致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双方争夺生源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正是孔子诛少正卯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7],他在少年时代除了跟随母亲学习之外,很可能在私学中受到过比较系统的训练。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还曾“学鼓琴师襄子”[38]。其中老子、师襄子很可能是当时的私学老师;而孔子跟随齐太师学乐,粗茶淡饭,刻苦求学,这至少等于读了几个月的自费讲习班。由于“孔丘年少好礼”,估计在20岁左右,鲁大夫之子懿子与鲁国人南宫敬叔就曾“往学礼焉”[39]。大概从这时起孔子就开始收徒讲学了。而自从向老子问礼以后,孔子又大有长进,办学的规模逐步扩大,这就是《史记》所说的:“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40]孔子曾亲口说过,他“三十而立”[41],这时他不仅已经开始收徒讲学,而且已经成为一名闻达于诸侯的著名学者了。因此当齐景公与晏婴到鲁国后,还曾亲自向孔丘请教秦穆公称霸当时的原因。[42]
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政变,鲁昭公逃亡到齐国。孔子随后也来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齐景公十分欣赏孔子的儒家学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对儒家学说作了如下评论:“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43]从这一评论看,当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已经形成,并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孔子用礼乐道德教育学生已经成为儒家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