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稷下学宫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学术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除此之外，稷下学士们大量著书立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与稷下学士有关的著作就有以下诸部：《孙卿子》、《公孙固》、《蜎（环）子》、《四子》、《捷（接）子》、《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尹文子》、《宋子》等。据有的学者考证，《管子》、《晏子春秋》、《司马兵法》乃至《考工记》等，也可能是稷下先生的著作。稷下学宫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外，稷下学宫并不是只重学术，脱离政治，而是努力做到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服务。齐宣王举办学宫的目的十分明确：“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166]对于来自各国的贤士，齐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167]。但他们并不当政，而是“不治而议论”，专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议论，相当于一个政治设计院和智囊团。其中某些人的议论虽然有的“迂远而阔于事情”，有的“迂大而阔辨”，有的“文具难施”，但其中某些人也“时有得善言”，不少见解对齐王也颇有启发，因此稷下学派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也发挥了不小作用。刘向在《新序》中曾评论说：“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以干世主”，这正是稷下学宫的另一个特色。
三、早期法家的教育活动
郑国的邓析和子产一般被视为法家的先驱，邓析办私学已见上节所述，而子产作为郑国的执政，却是一位坚持官办学校、重视教育的难得的政治家。据《左传》记载，在子产执政期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大夫然明建议子产毁掉乡校，以防民口。当时处于乱世，“学校不修”，“人废学业”[168]。社会上流传着一种“可以无学，无学不害”[169]的舆论。而郑国人居然在乡校议论执政，这就更为废除官学制造了借口。子产即使就坡下驴，废掉乡校也无可厚非。但子产并没有这样做，他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170]于是郑国的乡校作为春秋期间为数不多的几所官办学校被保存下来了，它的作用不仅在于教育后代，而且变成了郑国贵族议政的咨询机构，这正是子产的高明之处。当时的郑国人对子产十分推崇，他们称颂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171]孔子对子产不毁乡校也评价很高，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