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原始社会的教育还具有公共性、普及性和平等性，而没有阶级性。所谓公共性，一是说教育是氏族公共的事情，是关系到氏族命运和前途的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并非哪个家庭、哪个氏族成员或氏族首领的事情。二是说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由全体成年男女和老人共同承担，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全体成年人既是劳动者、战士，又是教育工作者。三是说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属于氏族所有的，是为氏族的公共事业而劳动、而战斗的，而不是为哪个家庭或为个人所拥有。所谓普及性和平等性，主要是说当时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可以平等地受到一定教育，既不是根据贵贱等级决定取舍，也不考虑本人天赋。只是由于年龄、男女和社会分工的差别，受教育的内容有所区别。这是因为每个氏族成员在氏族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结合生产和生活进行的教育又不需要额外的教育经费，因此不必限制受教育者的人数。相反，人数多了对生产反而有利，对氏族的发展也有好处。其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被教育的少年儿童与担负教育任务的成年人、老年人只有年龄的差别，没有地位高低的差别。教育者十分关心被教育者的成长，对他们一视同仁，“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每个受教育者的身上，努力做到使“幼有所长”[14]。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被爱护和受尊敬的关系，即敬老爱幼的关系。另外，原始社会的教育虽然主要集中在少年儿童和青年时期，但社会不断进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也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原始社会的教育是终生教育。大家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大家都以能者为师，取长补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并不明显，这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它也体现了教育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二、学校的萌芽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家庭为主的个体劳动逐步代替了氏族的集体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私有财产产生了。部落贵族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需要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要求有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钻研技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成为可能。其中有些人专门从事教育或从事政治活动，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教育人员和学校的萌芽。
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文字的雏形初步形成了。《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从结绳、刻木记事，发展到图画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将促使人类由野蛮阶段跨进文明社会的门坎。文字是记录知识和传授知识的工具，但掌握文字并不容易。原始状态的社会教育很难胜任这一任务，它要求有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和教育场所，于是教师和学校应运而生了。
据古文献记载，虞舜时代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公职人员，比如《尚书·舜典》曾记载说，舜任命夔“典乐，教胄子”；还曾任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夔和契就是当时领导教育工作的专门人员。契的任务是用“五教”教育人民，借以纠正“百姓不亲，五品不驯”的社会现状。这虽然还不外乎是一种社会教育，然而却已经有专门人员负责了。而夔所担负的任务则是对贵族子弟进行专门教育，可以说夔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见于记载的第一任贵族学校的校长。
夔的具体职务是“典乐”，即《周礼》所说的“大司乐”。《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并非发源于周代，而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注释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15]“均”字是“韵”字的古文，古代的教育，口耳相传，因此十分重视音韵，诗、歌、声、律都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乐师即教师，“典乐”和“大司乐”则成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
实际上，当时的教师多由年老或有声望的人们担任，如《礼记·明堂位》记载说：“米廪，有虞氏之庠也。”而《礼记·王制》则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何为“米廪”？郑玄解释说：“藏养人之物。”这是氏族社会储存粮食的公共仓库。这种仓库一般由老人看管，往往成为老人聚会的场所。何为“庠”？《说文》解释说“从广羊声”。《孟子·滕文公上》则说：“庠者，养也。”“广”即房屋，“庠”原是养羊的房屋。在原始社会，牛、羊大概也由老人们喂养。同时，牛、羊肉又是当时的美味佳肴，自然也是受尊敬的老年人的可口食品。由此可以看出，“庠”既是喂养牛、羊的场所，又是氏族社会敬老养老的地方。老人经验丰富，可以发挥余热，教育后代，于是“庠”又成为氏族社会末期的教育场所。它兼有敬老育幼的双重职能，这正是原始社会末期学校的一个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