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叔时所说的这些教学内容之中，除“春秋”之外，“世”是记载先王先公世系的，相当于《世本》之类；“语”，韦昭注《楚语上》谓“治国之善语”，是记述各种评论及交际辞令的，如传世的《国语》；“故志”，韦昭注云“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相当于《逸周书》中的《史记》篇；“训典”韦昭注谓“五帝之书”，实际上是文书诰命档案之类，如《尚书》之类。在这些之中，“春秋”、“世”、“故志”都是比较专门化的史书，而且内容各有侧重，“春秋”相当于现当代史，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世”是专记先公先王世系；“故志”是专记古代人与事，相当于古代史。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现当代史与古代史功能各不一致，《春秋》之类的现当代史是“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而“故志”一类的古代史是让人了解废兴成败的原因与结果。这是政治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历史经验十分可贵有用。诸侯各国统治者从历史的往事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增长智慧和统治才干，提高治国能力，一时蔚然成风。而这一时期的史官则掌握这种历史王朝兴衰盛败的史实最多。《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请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据班固看来，道家学派是出自于史官——其创始人老子便是周守藏室史官，因此他们“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看透了强者的弱点，创立了以卑弱、谦让为特征的道家学派。从此可见，在当时的史官记述古史成败、存亡、祸福之多之盛，才能从中总结出历史性的规律来。
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升其道德水平，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墨子也说他的思想来源“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4]；荀子也提出“法先王”的主张。可见诸子一方面面向社会现实中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把手伸向传统，要知识，讨经验，提高评价现实问题、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易·大畜·象传》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只要多记多习前人的言行便可以提高自己的德行和认识能力。《国语·晋语七》记载说：“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正因为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了解历史，能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劝其君之善行，戒其君恶习，并被称为“德义”。
春秋时期的历史著述中有一个十分宝贵的史学传统就是史学家的直笔书史。《孟子·滕文公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其实孔子的做法是史家的历史传统。《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赵盾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写道“赵盾弑其君”，并把书写的册简拿到朝廷让大家看。赵盾认为不符合事实，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评价董狐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说明当时的良史标准是“书法不隐”，秉笔直书。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之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太史及两个弟弟秉笔直书崔杼弑齐君庄公的史实，连死二人，而南史氏亦奋不顾身，执简秉笔前往。这种据实书史、前仆后继的精神的确感人。在当时君主的行为言语、诸侯盟会以及执政正卿的行为都要由史官记述下来。秉笔直书历史是当时史官所共同遵守的原则，这种直书的原则保证了史学记述的可靠性。
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论著十分丰富，除鲁《春秋》之外，还有《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史学的兴旺发达是与史学思想的进步、史职人员独立于其他职官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