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巫史人员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巫史集团中，以巫为首的祝宗卜史组成一个庞大的机构。史在卜辞中已经出现，其地位仅次于巫职人员，或主祭祀、或为君王之大使。卜辞中有“卿史”、“御史”、“东史”、“西史”、“北史”，还有“帝史”，这些是作为史官身份出现的。也许在当时已出现专门书写的史官。《书·多士》篇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但是这些史职人员附属在巫职机构之下，为王室神权服务。
周代的史职人员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在西周春秋时代，史籍文献便逐渐丰富起来了，传说老聃便任周守藏室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谓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史官又谓“柱下史”。《史记·张丞相列传》索隐说：“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为周柱下史。今［张］苍在秦代，亦居斯职。”周代史官有作册、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左史、右史等。而史官职务，则是专门掌管藏书、读古志古典古法及约剂等书籍档案文献、策命书记等等工作。
周人在总结殷人的经验教训中，一种历史意识油然而生。殷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受上帝之命而为下界之王；周人认为帝改其命，改厥子而授周文王之命。但商周在上帝授天命的认识上是有区别的：殷人认为受帝命后则一成不变，不管善恶，不管德行如何，殷王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1]则反映了这种思想；而周人眼中的皇天上帝则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至上神形象，选明德以授天命。《诗·大雅·文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命于周，天命靡常”。从这里可知周人从殷人丧天命、自己得天命中得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样的历史经验来。这也是周人的史学思想，在《诗》、《书》中用这种史学思想来教育后嗣王，历史经验的警钟长鸣：“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2]周代初年这种历史意识、历史经验也常为后代有为皇帝去继承、学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在殷商、西周时代，所有的文字记录还不属于史学论著，甲骨文是卜辞贞卜记录，金文是赏赐颂功记功铭辞，《书》是官府档案文书，《诗》是文学作品，等等，而且这些多属官方所有。从春秋以来，各诸侯国均有了正式的国史。《孟子·离娄下》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说明史书《春秋》之类的撰述是从“王者之迹熄”后的春秋时期才产生的；而且这时各诸侯国均有《春秋》之类的史书，不过名称不大一样。孔子所作的《春秋》，只不过是依据鲁国史官世世代代所书写的史料和编写体例，加以编纂和文字加工，此即后人所谓“寓褒贬，别善恶”，以一字之殊，表示不同的观点和史事的评价。这一工作是前所未有的，故孟子引述孔子之语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不过我们认为大概在春秋时代各国的《春秋》史书均有扬善而抑恶的作用与目的，只不过“善”、“恶”的标准不同罢了。《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在春秋战国，有关历史方面的记载不止《春秋》一种。《楚语上》载申叔时对楚庄王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王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