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商代的学校不仅重视军事教育，而且重视宗教教育。孟子将商代的学校概括为“殷曰序”[21]，正说明商代也像夏代一样，十分重视射箭训练，注意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狩猎和打仗的本领。而商代大学中的瞽宗则是夏代却没有的又一种新型学校。《礼记·明堂位》记载说：“瞽宗，殷学也。”其注释则说：“乐师瞽蒙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于此祭之。”它说明，商代的这种大学是以礼乐教育为主，乐师即这类大学的教师。这些乐师尊崇他们的先师为乐祖，在学校中对其进行祭祀，于是学校又成为乐师的宗庙，这正是“瞽宗”一词的来历。由此可见，“瞽宗”是传授礼乐、造就士子的高等学府，是为祭祀服务的，目的是对贵族及其子弟进行尊崇鬼神和祖先的宗教教育。这种教育是由殷人治国的指导思想决定的。
《礼记·表记》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而不静，胜而无耻。”用神权作为刑罚的补充，这是商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商王和贵族们的活动，事无大小都求告于上帝和祖先，对上帝和祖先的祭祀是商朝国事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古书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祖先和上帝的祭祀摆在了与战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比战争更重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朝统治者才十分重视占卜，才有意识地保存了大量的甲骨卜辞，才不惜杀死大量奴隶进行人祭和人殉，而负责祭祀和占卜的“巫”和“史”才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又肩负着教育后人的任务。商朝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因此其教育内容以军事和宗教为主，目的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和祭祀人才，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宗教武士教育。它反映了商代的学校正是对夏代学校的继承与发展。
三、西周的学校及其教育制度
西周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第三个王朝。按某些史学家的看法，中国的奴隶制在这时发展到全盛阶段。经济上实行井田制，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这是西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与商朝统治者相反，西周统治者更重视政治思想统治。他们认为烝民是上天生下来的，皇天上帝是烝民的宗主。天子的任务是“代天保民”。通过商朝的灭亡，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政权得失的关键，因此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22]，甚至提出要“吊民伐罪”[23]。周武王曾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4]进一步把民心当作天意的本原，这说明西周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与商代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像商代那样一味地尊神尚鬼，而是强调要注意民心；不是一味地迷信刑罚，而是主张“明德慎罚”，主张加强思想统治；不是像商代那样一味地“贵富”，而是讲究义和礼，讲贫富也讲贵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周的教育才从商朝的宗教武士教育转变为以“明人伦”为主的、以六艺为基本内容的文武并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而从教育系统上看，西周比商朝更为完备，而且“学在官府”、“学术官守”的特点更加突出了。
（一）西周的学校系统
西周学校教育的对象是贵族和平民子弟，因此在贵族和平民居住的地方才设有学校。在王都郊外的六乡之内设有地方级学校，总称为乡学；在王都及其近郊则设有小学和大学，总称为国学。
据《周礼》与《礼记》记载，西周的乡学是分级设立的。西周郊外的地方行政组织分为六级，即：“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保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25]这种记载虽然有些理想化和绝对化，但西周地方级组织大致分级设置却也并非子虚乌有。正是在这种行政组织的基础上，相应地设立了名称不同、级别不同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