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霸战争实际上是诸侯统一诸国的战争。西周末年，由于西北游牧部落的侵袭和王室内部王位继承的斗争，申侯、缯侯勾结犬戎入攻镐京，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处于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南夷与北狄交”，西部的戎、北部的狄、南部的楚不断侵扰中原，周朝“不绝若线”。在此情况下，齐桓公以东方大国的实力，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东方霸主。以后，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吴、越相继称霸。称霸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经济的发展和各个地区的统一。春秋初原有的一百四十几国，到春秋末年被兼并为秦、晋、燕、齐、鲁、楚、吴、越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强国。东方的夷、戎被齐、鲁征服，北方的狄族被晋并吞，西方的戎被秦吞并，中原的戎被晋、楚瓜分，南方的蛮被楚和吴、越吞并，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与中原靠近的民族如秦、楚、吴、越都被中原同化——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泯灭了，上古不同的种族混合成了一个“华夏民族”。在西周，“中国”是“土中”的意思，仅指今河南洛阳一带。到春秋末年，“中国”的概念已指华夏文化笼罩的区域，北至燕代，南到洞庭，西起甘陇，东到海隅，全部都囊括在“中国”的疆域之中。
越王勾践剑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频仍连绵的争霸战争和动**中的建设对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也予以致命的冲击。原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却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后随着贵族内部倾轧，政权下移，又出现了“政在家门”、“陪臣执国命”的情况。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先后实行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经济的发展和统治思想、文化思想的转变。“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家、思想家举办“私学”和出身于较低层次贵族“士”的作用的日益发挥，为争霸各国提供了大批的人才和丰富的理论思想。世族制度开始没落，宗族观念中衰，诸侯、卿、大夫“争田”事件日见剧烈。一些贵族失去土地而降为平民，一些贵族则渐次集中了更多的土地。加以此时铁器发明，牛耕发展，商业发达，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度开始废弛，原来的赋税制度行不通了，贵族统治阶级不得不改革赋税以适应新形势，于是出现了鲁国的“初税亩”和秦国的“初租禾”等赋役办法。“初税亩”和“初租禾”按农民耕种的实有的土地面积收取实物地租，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标志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旧的母体中即将孕育成熟。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封建宗法的束缚，为土地的全面私有开辟道路。
吴王夫差铜鉴（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
战国时期，诸侯七强一系列的变法为彻底打破宗法制的束缚、保障土地的全面私有奠定了政治基础。战国时期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惨烈的连年兼并战争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高速发展，不断从割据走向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铁制工具广泛使用，水利灌溉形成规模，城市和商业、手工业高速发展，土地买卖、兼并成风，贫富分化十分激烈。顺应经济变化的发展，战国初年，魏、楚、齐、韩、秦先后实行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确定军功爵禄；废除封邑制、建立郡县制；发展农业、抑制商业。变法的结果，诸侯各国的封建贵族、官僚、军功阶层、商人迅速向地主阶级转化；一般的农民，则由国家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规定他们每年为国家服一定的劳役；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成为依附于各级地主的“庶子”、佃农和雇农。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制度、行政制度的变化，养士之风的盛行，以及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平衡性的减少和彼此联系的加强，推动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7]，他们争先恐后地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王朝绘制蓝图，互相批判、论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理性文化思潮的“百家争鸣”，这可以说是统一王朝出现的前奏。经济、文化统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加上北方燕、赵对东胡、林胡、秽、貊、楼烦，西南秦对巴、蜀少数民族的征服，民族融合的趋势也进一步扩大，政治、军事的统一已成为符合人民愿望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崛起于西方的秦，凭借它变法最彻底、军事力量最强的优势，采用正确的军事、外交策略，先后攻灭韩、赵、燕、魏、楚、齐而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空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的地主封建社会，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