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禹贡》：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赐土、姓，祇台德先。
这些记载大体是可信的。沟洫农业和青铜器冶铸考古中已得到证明。封建之事也有其他文献可为佐证。所谓“用国为姓”、“赐土、姓”，是说夏通过赐土、赐姓的方式把一些下属氏族或服属它的部落、酋邦扶植为合法的方国，在组织上与它结成宗主与附属国的联盟，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从文献记载看，周的先祖弃、商的先祖冥，都作过夏的“官”——弃为“后稷”，冥为“水官”，这说明商周的先人都接受过夏的封建。张光直先生通过聚落考古对证文献说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沉浮而已”[3]，是一个宏观的看法。
兽面铜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夏的封建还体现在经济贡纳上。《书·禹贡》开列的九州贡赋及五服贡纳，不是夏的真实情况，但贡赋之事起于夏，似当有所本。《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一也。”说者多以为贡是实物地租，亦不见得符合夏的实际情况，但用它说明“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却没什么疑问。“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一也”跟“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的意思是相通的，“其实皆一也”，互有因袭而又经过损益，体现了三代在政治经济上的承袭沿革关系。
玉柄形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商原是黄河下游东夷族的一个古老酋邦，形成国家以后逐渐向西部北部发展，翦灭夏的许多属国。公元前15世纪，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商建立后，由于内外矛盾和自然灾害，“不常厥邑”，曾经五次迁都。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励精图治，政治、军事、经济都有了大的发展，至武丁时达到极盛，“邦畿千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4]。商代晚期已建立起强大的“内服”、“外服”政制系统：“内服”是商王国的官僚组织；“外服”则是服属于商、被商封为诸侯、邦伯的方国或部落。不过，当时的国家组织，也还是以氏族为其组织形式：
《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逸周书·商誓》：王若曰：告尔伊、旧、何、父□□□□几、耿、肃、执，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献民□□□来尹师之，敬诸戒疾，听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