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们曾详细介绍过，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后期，我国境内曾先后形成了几个既互相联系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区域。这些不同文化区域孕育出来的部落、酋邦在与周围区域文化的交汇、碰撞中不断地发展，并先后通过联盟、征服等途径向原始国家转化。在这些文化区域中，中原文化成熟较早，它所处的相对中央的位置，对四方文化的辐射力量和融汇、涵化四方文化的力量都比较强；加以当时黄河中游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物产丰饶[1]，所以从文明初萌的时代起，中原地区就一直是四方部落、酋邦迁徙、争夺的中心。我国古史传说中著名的战争，如共工和蚩尤的战争，共工和颛顼（或说祝融）的战争，黄帝和蚩尤的战争，黄帝和炎帝的战争，尧征南蛮、舜却苗民、禹征有苗的战争等，大都是围绕对中原地区的争夺、扩展、开发而进行的。争夺战争的结果，加速了四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汇，加速了文明国家在中原实现的进程。据文献记载，到了尧、舜、禹的时候，当时国家的镇压职能和调节职能已经趋于成熟。那时的国家不仅有了军队、监狱、刑罚等专政工具，而且已能设官分职，“亲九族”、“协和万邦”，组织强大的人力、物力疏河治水，这对权力的集中和文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其后不久，大概在公元前17世纪，随着尧、舜、禹权力的传递从民主的“禅让”变成禹“传子”给启，中国古代社会终于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夏。
我国古代文献是这样描绘我国古代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2]
这里，“大同”即原始社会的民主精神和道德观念被概括为“天下为公”，“小康”即新出现的阶级社会的专制统治和礼义精神被概括为“天下为家”，极中肯綮。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家，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个体家庭，而是指家族、氏族。这说明，夏的建立虽然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大同”到“小康”的过渡，但它们的社会结构变化并不大，依然是以“家”即氏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区别只在于一些氏族成了统治阶级，一些氏族成了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间又分成不同的层次而已。
夏禹像（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
夏的建立曾遭到了氏族的强烈反对。传说启建立“家天下”，有扈氏不服，起兵反抗，启借口“恭行天之罚”，打败了有扈氏，才巩固了政权。后来启子太康荒**“失国”，东夷部族有穷氏的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直至少康中兴，少康子杼“征于东海”，用武力使东夷臣服，夏的势力才得以在黄河中下游发展、巩固。这说明夏一直是在与本部族或其他部族传统氏族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较少，但为数不多的记载都说夏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沟洫农业和青铜器冶铸技术，并开始了封建和贡赋：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墨子》：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
《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