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所用农具有掘土用呈烟叶形和鞋底形的石耜、收割用的桂叶形双孔石刀、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磨棒。遗址中常见猪、牛、羊等家畜的骨骼。渔猎也占一定比重，遗址中常见精致的石镞和鹿、獐等动物的骨骼。
最能体现红山文化手工艺水平的是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玉器有玉龙、玉猪龙、勾云形玉饰、马蹄形玉发箍、龙首璜形玉饰、玉鸟、玉蝉、玉龟、玉鱼、玉鸮等。
在喀左东山嘴发现了石砌建筑群，其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房基，房基的东西两翼各有几道石墙基，北部也有两道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用加工整齐的砂岩长条石砌成。房基的前面还有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东山嘴的石砌建筑遗迹，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讲究布局。考古界认为东山嘴的石砌建筑群是原始祭坛，该祭坛出土两件小型孕妇陶塑像，均为**立像，臀部肥大，腹部凸起。这个祭坛可能是当时祈求生育、祈求丰产的原始社坛。
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一座“女神庙”建筑遗迹，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二者间隔2米多，约在一中轴线上。多室建筑南北长18.4米，包括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前后室。女神庙出土许多泥塑人像残块，有头、肩、臂、手、**等。其中泥塑人头保存较好，大小相当于真人头部，面涂红彩，圆耳朵、低鼻梁、高颧骨、大嘴巴，眼窝内嵌圆形玉片为睛，显得炯炯有神。女神庙的围墙也被发现，墙外有埋有大量红陶片的坑，坑内的陶片经复原，均为红陶筒形器，并有烟熏痕迹。这些红陶筒形器两头皆开口相通，绝非实用器，当为祭祀女神庙的祭器。
在牛河梁遗址还发现3处积石冢。积石冢内分布着许多墓葬，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内垒砌大石板。墓葬有大、小之分，大墓的墓室砌造规整，随葬有较多的精美玉器，小墓墓室简陋，没有随葬品或仅有几件随葬品，反映出贫富和等级的分化。
陶塑孕妇（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
东山嘴的祭坛、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反映出红山文化已出现坛、庙、冢有机结合的高层次的宗教信仰。营建坛、庙、冢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在集权制的条件下才能调动如此多的劳动力，显然这种集权是利用宗教统治号召民众的。无疑，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权力机构。
（六）石峡文化
1973—1976年考古学家对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石峡遗址进行了发掘。石峡遗址的面积约3万平方米，有上、中、下三层遗存，中、上层为青铜时代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以下层为代表的遗存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石峡文化，石峡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石峡文化的陶器呈灰褐色或灰黄色，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采用轮制法和模型法成形，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圆底器，主要器型有鼎、釜、甑、鬶、盘、豆、壶、罐、器盖等。
石峡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是木作。木作工具主要是石锛和石凿。在石峡遗址47号墓中，发现有大小成套、七种形式的卷刃凹口锛和凿，反映出木作工具和木作手工业的专门化。
石峡文化还有不少玉器，器类有琮、璧、钺、瑗、环、玦、璜、笄、坠等。其中琮、璧为祭祀天地的宗教礼器，说明当时已有专职的巫师。
在石峡遗址清理出六十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墓，单人葬。流行迁葬。迁葬时，先把一次葬的随葬品放在墓底和炭块、红烧土混在一起，然后在这层器物上铺填一层红褐色土，再放置迁葬来的尸骨和二次葬的随葬器物，并在尸骨上撒朱红粉末。这种在二次葬墓中随葬新旧两套随葬品的现象，为石峡文化所独有，不见于其他文化。在石峡墓地可以看出明显的贫富差别。大型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多达60—100件，而中、小型墓的随葬品只有4—6件。
石峡文化虽然地处南疆、隅居岭南，但五岭并没能阻止石峡文化与其他地区同时代文化的联系和交流。石峡文化与江南地区的同时代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存在有段石锛和扁平穿孔石铲，陶器的形制虽然各具特点，而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圆底器以及镂孔装饰风格则是相同的。石峡文化的玉璧、玉琮、玉瑗、玉玦、玉笄等玉器与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玉器大同小异。105号墓出土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大玉琮从玉料、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石峡文化的对外联系已经达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地区。
（七）卡若文化
在内地的龙山时代，当群雄逐鹿，向文明迈进的时候，有一支氏族部落也在青藏高原活动着。
1978—1979年，考古学家在海拔3100米的西藏昌都县城东南的卡若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考古学家把该遗址遗存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卡若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卡若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前2100年。
卡若文化的陶器呈灰色或红色，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器型主要为小平底的罐、盆、钵，纹饰以刻画纹组成的图案为主，个别陶器上有彩绘。发现一件特殊陶器，器表饰划纹和黑色彩绘，一口双身，形体似双兽对立，考古学家称之为“双体兽形罐”。
卡若文化的居民已在高原上种植农作物。遗址中出有碳化的粟。农业生产工具有铲状器、锄状器、石斧、穿孔石刀等。当时人们还饲养猪、牛等家畜。从出土大量兽骨看，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狩猎工具是石镞、石矛和石球，猎获的动物有狐、獐、鹿、狍、黄羊等。虽然遗址紧邻澜沧江及其支流，当地鱼类资源丰富，但在遗址中没有发现鱼骨和捕鱼工具，当时可能有不食鱼的禁忌风俗。
卡若文化的细石器工艺比较发达，锥状、棱柱状、扁体小石核和石叶都属于中国细石器传统。发现有骨梗石刃复合工具。打制石器有刮削器和敲砸器。石锛、石凿出土较多，表明当时经常从事木作生产。出土的大量骨针、骨锥和纺轮说明当时的居民除利用皮毛外，还使用纺织品。在一件陶器底部留有布纹痕迹，可看出织物粗糙，纺织技术水平还较低。
与农业生产相适应，卡若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卡若遗址共发现28座房屋基址，有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方形或长方形地面房屋和半地穴石墙房屋。半地穴石墙房屋是卡若文化独具特色的房屋，这种房屋在半地穴的穴壁四周用自然卵石垒砌石墙，黄泥抹缝。发现有三座半地穴石墙房屋连成一组的建筑，为上、下两层结构。
在远离大海的卡若遗址，还出土3枚交换来的稀有物——海贝，反映出卡若文化居民直接或间接的商品交换，已经达到很远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