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房屋有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分间式几种。
从埋葬习俗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家窑类型的墓葬没有合葬，各墓的随葬品数量都差不多。半山类型的墓葬有成年男女合葬墓。马厂类型的墓葬既有成年男女合葬墓，也有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不同性别年龄的集体合葬墓、奴婢对主人的殉葬墓，并且各墓的规模有大小之别。随葬品的数量相差悬殊。在马厂类型的墓葬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石斧、石锛、石凿等多作为男性的随葬品，而纺轮则多作为女性的随葬品，表明当时已出现明显的男女分工。
舞蹈纹彩陶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马家窑文化的意识形态很值得关注。马厂类型的彩陶器下腹部常绘有符号，仅在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就发现130余种符号，常见的有“+”、“-”、“×”、“”、“”、“|”等。另外在柳湾遗址的一座墓中出土了49片带缺口的骨片，每片刻1个、3个或5个缺口不等，学者认为这些骨片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记数工具。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出土了一件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盆内壁画有三组内容相同的舞蹈图案，每组5人，手拉手翩翩起舞，每人臀后均飘动一尾饰，与《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操牛尾而舞相吻合。1996年在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又出土一件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和一件两人抬物彩陶盆。舞蹈离不开音乐的伴奏。1981年青海民和阳山遗址出土两件马家窑类型的彩陶腰鼓。在史前时期，击鼓和跳舞不会是简单的娱乐，当有以乐舞娱神的宗教意义。
（四）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因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该文化曾被称为龙山文化，1959年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至杭州湾一带，即今天的苏北、浙南和上海地区。良渚文化是承袭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前2200年。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灰黑陶和黑皮陶为主，广泛采用轮制技术，器壁较薄，器表磨光，有的陶器刻有精细的刻画花纹和镂孔。流行圈足器和三足器，主要器型有鱼鳍形足的鼎、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贯耳壶、竹节形把的豆、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的生产较为繁荣，农业、渔猎、竹编纺织、木作、玉器加工等各具特色，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良渚文化的生产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钱山漾遗址的稻谷和稻米成堆，分布范围很广。经鉴定可知良渚文化居民种植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在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共存的植物种子还有很多，已鉴别出的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这些当是良渚文化居民采集的植物，反映出当时对可食植物的利用已较为广泛，为后来进行人工选择和栽培提供了便利条件。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较为先进。农具制作精细，种类较多，主要有三角形犁形器、破土器、耘田器、长方形双孔石刀、石镰等。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有的学者认为是安装在木犁**的石犁铧。
钱山漾遗址出土有木桨，当时人们已用船进行水上交通和捕鱼作业。钱山漾遗址还出土捕鱼用的竹编倒梢和鱼篓。
良渚文化的竹编技术发达，仅钱山漾遗址就出土有200多件竹编器物，有竹篓、竹篮、箅子、谷箩、簸箕、倒梢、竹席、篷盖、门扉、竹绳等等，这些竹编器物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竹篾经刮光处理，细薄均匀，编制方法多种多样。篓、篮等容器的下半部用扁篾编制，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制。编织方法有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二经二纬的人字形、多经多纬的人字形以及菱形花格、纬密经疏的十字形，尤其特别的是还出现了编织复杂的梅花眼和辫子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