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神权政治决定了商代文化的巫术特色。商代的青铜制作水平相当高，其造型和装饰艺术，都带有典型的、高超的、沟通人神的神话或巫术的意义。许多玉、石、骨、角雕塑也有这样的特征。美术和神权的结合，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商代反映得最强烈。商代已使用体系完整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过，无论是古代的记载还是我们现在的发现，都证明商代的文字完全是由史官、贞人等巫职人员垄断专用于记载王室档案（如史书、占卜记录）或作铭记功的工具。司马迁说过，史官在历史上近乎巫、祝之间。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商代的文字完全是巫术特色的。以前传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其人说不清楚，但说文字是史官所作，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二、周代的宗法封建和礼乐文化
殷商以一味迷信天命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周初“封建亲戚”，在新开辟地区广建子国，不久又“作‘周官’，兴正礼乐”，在“因于殷礼”的基础上根据周的实际情况吸收殷亡国的教训加以损益，创建了礼乐文化，完善了周王朝的上层建筑，真正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基础。
礼乐文化主要包括两项大的内容：
1．礼乐制度。即以礼乐为手段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制度。
这是周继承商的氏族宗法封建扩而大之创建的一系列的等级名分制度。最早，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封建亲戚（包括对原有的一些臣服属国的重新承认）占领新开辟的地区，同时也解决宗族内部权力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后来则成为周宗族内部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固定制度。宗法封建的实质是政治、血缘等级的同步分层，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分给士，层层分封，层层臣属；各级宗族又通过宗法层层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不僭越，这就是所谓“礼”。“乐”即音乐，古人认为音乐能感化人心，《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用它来配礼。《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配礼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的思想离开“礼”，教育人们的思想“和”于“礼”，所以周代的礼乐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伦道德、等级观念为枢机的政治制度。“礼”规定人们的等级秩序，“乐”引导人们在遵守等级秩序的前提下亲和。这样，礼乐就不仅是封建制度的标准，也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实施教化的标准，是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义务遵守的制度。
2．治国的指导思想：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尊尊亲亲。
这是周人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创新。
周人“因于殷礼”创建宗法封建制度，但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与殷并不相同。周人提倡敬天，但同时又提倡保民。敬天，就是敬重天命。周人认为天命是一切的根本，周人能掌握天下，也是“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的结果。然而，周人又不认为天命是不变的。周人认为，“惟命不于常”[11]（天命不是固定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12]（天是为了给“民”即老百姓找一个真正的主人，所以才降天命于成汤，攻灭了夏），“天畏非忱，民情大可见”[13]（天的严威与诚心，从民情上可以看到），所以做君主的必须“保民”即让老百姓安定才能持有天命。“保民”的基本政策是“明德慎罚”。“明德”，就是要求统治阶级敬天、尊祖、慎行政、行教化，不要康逸、悉心治民；“慎罚”，就是要求统治阶级怜小民、慎刑罚；“义刑义杀”，不滥杀无辜，尽量做到政治宽容。以此可见，周人虽然相信天命，但他却把“保民”作为保有天命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周人强调“敬德”，强调人力、人治是保有天命的机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4]，现实的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这是我国古代神权解放的第一步，也是商周之际政治、文化思想最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