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者甚多。仅鼓类乐器，见于文献者就有土鼓、木鼓、贲鼓、应鼓、田鼓、县鼓等。其他乐器，除了琴瑟，仅《诗》一书就还提到了筑、筝、钟、镛、磬、缶、雅、祝、圄、箫、管、铃、龠、埙、篪、笙、竽等很多类。西周春秋时音乐理论已有了“五声七音十二律”的说法。“五声”，是比较音高，即宫、商、角、徵、羽；七音，是五声角徵、羽宫之间加上两个变音变徵和变宫；十二律是绝对音高。《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的乐师伶州鸠说，十二律的名称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无射、应钟（西周出土的编钟上记有蕤宾、无射等律名）。这是中国最早的整体化音乐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还发明了生律（确定标准律）的三分损益法。《管子·地员篇》记载，这种方法是把一根弦作振动体分成三段，去其三分之一，取其三分之二，三分损一，这样该弦振动后所发的音，会比原来全长发的音高纯五度。反之，一根弦分成三段，增其三分之一，取其三分之四，三分益一，该弦振动后所发的音，会比原来全长发的音低纯四度。这样，“一损一益”，“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按音高排列，其次序为徵羽宫商角。
排箫（湖北随县出土）
三分损益法（又称管子法）比欧洲同一方法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律制”要早约一个世纪，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音乐理论成就。其后吕不韦相秦时又发明了宫调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我国的音乐理论更为丰富。
战国时期有关音乐和音乐理论的文物目前发现不少。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其中编钟一套65件，上面都有铭文，标明每一件钟的音标、音阶。实践证明，只要按标音位置敲击，都能发出合乎一定音阶的乐音，每钟可发两个音，音色优美；该编钟生律法以管子三分损益法为主，五音顺序为徵羽宫商角。该编钟铭文还记载了曾和楚、齐、晋、周、申等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世传十二律名有八个在钟上出现，是我们研究先秦音乐史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对音乐的教育功能很重视。孔子认为，做一个完美的人，必须进行乐舞教育。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荀子也很重视乐舞的修身养性功能，他说通过乐舞的熏陶，人的志趣情操、精神面貌就会发生变化。这反映了德治思想发展以后人们对乐舞移风易俗功能的挖掘。
春秋战国时期，雅乐已经大部分演化为贵族享用的艺术，铜器纹饰上常有表现这种题材的宴乐纹出现。不过，这时期的宗教巫术性质的乐舞也还十分流行，尤其是南方的吴楚地区，这些，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屈原的《九歌》、《天问》、《招魂》就会明白，不必再费过多的笔墨。
二、奇幻真实的艺术绘画
我国绘画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它的发源也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才能，逐渐掌握了绘画艺术。
人物夔龙图（湖南长沙出土）
最早的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仰韶文化彩陶上毛笔绘成的多彩多姿的绘画，就是祖先留给我们最早的艺术创作之一。甘肃境内出土的彩陶钵，钵内正中位置上由几片小花瓣组成回旋式的花朵，器面疏密不同地围绕着长条小叶，构成运动感很强的图案，给人以朴实清新之感。立体器物的花纹往往照顾到俯视、正视两个方面。半山出土的单颈陶瓶，从平面看是回旋式的圆形图案；从正面看，则成为流畅生动的波状二方连续图案，花纹与花纹连成一气，十分得体。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出土的红陶盆，盆内中心画正面人头，两边配上鱼纹，刻画简练生动而又不失真实感。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纹陶盆，内壁上下两组带问之间，剪影式地绘成三组舞蹈画面，每组五人，手拉手翩翩起舞，布局紧凑，构思新颖，给人留下亲切难忘的深刻印象。
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民族的岩画创作我们也发现不少。甘肃嘉峪关西北黑山凿在发亮的黑紫石上的多处岩画，其中有一幅是30人的舞蹈场面。舞蹈者分上中下三层列队，有的双手叉腰，有的一手叉腰，有的头上带有雉尾的装饰，还有人拉弓射箭，气氛十分热烈；内蒙古狼山地区的岩画，舞蹈者勾肩搭背，连成一排，踏地顿足，形象简练生动，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集体生活。
漆奁绘画（湖北江陵出土）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绘画主要用于旗帜、衣服、器物的装饰和壁画。史书曾有记载，商朝初年，宰相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曾画了“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九主的形象来劝诫成汤。商的“中兴”之主武丁，“梦帝赍予良弼……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武丁梦见上帝给自己找了一个好的辅佐，于是就把梦中所见的人画成图形，广泛在天下搜求，当时身份是奴隶的傅说正在傅岩之野打版墙，长得跟图形上画的人一样，于是武丁就把他从奴隶提拔为宰相。这都是当时有关绘画的零星记载。
曾侯乙墓内棺画（湖北随县出土）
《人物夔龙图》高28厘米，横20厘米，1949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画中一女子侧身而立，发髻下垂，细腰大袖，长衣曳地，双手前伸合掌，前上方有夔龙和凤鸟各一。《御龙人物图》高375厘米，横28厘米，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画中一男子侧身直立，峨冠大袖，佩长剑，上有伞盖，其下为一条昂首的龙，人物执缰御龙而行，衣带飘飘，很有意境。
这两幅画，均以单线墨笔勾勒，后者另加平涂同时渲染设色。这些绘画形式和技巧，一直到今天仍在沿用，这说明我们现在的绘画特征，在几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就奠定了。《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参观周的明堂，见壁画上的“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说苑》记载“齐王起九重之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其妻对之”，说明我国人物肖像画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从长沙出土的这两幅帛画，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绘画的普遍水平。
战国墓葬棺木和随葬器物如奁、樽、盒、盘、几、案、盾牌、车盖上常常有复杂精美的绘画。这些绘画大部分都是漆画，分图案、绘画两大类。图案常以云、雷、龙、凤纹及其变体为主，灵活多变，或全面铺陈，或边缘延续，或圆周几匝，或分成等份，随物造型，皆成文章。绘画则既有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宴乐、集会、狩猎、出行等，又有幻想虚构的神灵、鬼怪，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其著名者，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内、外棺上神秘威严的鬼神形象，湖北江陵出土漆奁出游、迎送的生活场面，都很受美术工作者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