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的医药知识较商代又有进步。成书于战国的《周礼》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时代的医疗保健情况。西周初期，巫医不分的传统和商没有什么区别，《书·金縢》记载周武王病重时，周公曾屡屡向祖先祈祷，希望他能以身代武王死，即反映了这种以巫医病的情况。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神权的动摇和礼乐文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疾病的起因并不一定是鬼神所致，因此渐渐出现了巫医分家的趋势。《周礼》在“设官分职”的管辖系统中把巫医分属不同的部门即反映了这个趋势。《周礼》之中，“巫祝”属于“春官大宗伯”，“医师”则属于“天官冢宰”，区别很大，说明巫和医的职能已经分开了。《周礼》记载的“医”已经有了“食医”（营养医学）、“疾医”（内科医学）、“疡医”（外科医学）、“兽医”之分，还主张建立一套医政组织和考核制度，这都表现出当时医疗知识和医疗手段的进步。
春秋无神论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医药知识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
当时已经有不少的思想家对疾病的成因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说疾病是由生活和“饮食哀乐”引起的，跟鬼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如秦国的名医医和指出，自然界存在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导致寒、热、末、腹、惑、心六类疾病，“天有六气……**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寒疾，阳**热疾，风**末疾，雨**腹疾，晦**惑疾，明**心疾。”这些理论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原始，但它把致病之因归结为自然界的因素，归结为人体内部失去平衡所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尤其是，这种医学理论提倡在诊断和治疗上与神巫医学分道扬镳，采取新的方法，这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春秋战国时期，诊断学、分科医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当时名医秦越人（即扁鹊）看病，已经能综合运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问诊）”四种方法来诊察病情（这四种诊察病情的方法，后来归结为望、闻、问、切四个字）。扁鹊长于望诊和切诊，“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在治疗上，当时常见的医疗手段已有砭石、针灸、按摩、熨帖、手术、导引、吹耳等方法，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多种方法兼用，以取得显著的效果。这时的医学分科也已趋向专门化，如上举《史记》就说扁鹊能同时兼做“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都是当时专科医学的名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医学著作。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就是战国时期经脉学、灸疗学、医方集成和体育医疗的专门著作。它们分别论述了经脉的循行路线及相应病症的疗法，有的专门绘图说明某些动作对身体某些部位的保健功能，可以看作是我国经络学说和气功著作的先声。
这一时期医学上最光辉的成就是战国末期出现的大型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保健、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各八十一篇）。书中总结了人发育、成长、壮大和衰老的某些规律，指出“心者，生之本”，“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神经和循环系统最早的正确记载。该书认为，人体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是维持生理正常活动的根本原因，协调一经破坏，就会产生疾病。而人体内部的机能最具重要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反之，人体内部机能和抵抗力减弱，就会疾病缠身。该书对人体脏、腑、经、脉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许多疾病的症状和特点也有不少深刻的论述，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最早的总结。它用当时流行的五行学说从理论上对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分析，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强调以防病为主，要人们主动地防御自然界致病因素的侵袭，强调任何疾病都是可以医治的，主张人们加强对生理病理的探讨，这都是难得的医疗思想。它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对中医理论的形成，也有积极的贡献。
注释
[1] 徐整：《三五历记》。
[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3卷，2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