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说法认为《左传》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司马迁就说左丘明“成《左氏春秋》”[16]。但《左传》一书记事止于孔子死后27年时智伯被消灭并分其封地，特别是书中的卜筮预言应验的时代已到达战国魏惠王时代，因而此说是明显不对的。近人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左传》为西汉末年刘歆伪作，此说并无确实证据，怀疑过了头，是不可信的。
《左传》的作者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作为征验。这些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是预言灵验的，是作者耳闻目见的历史事实；而预言不灵的，是作者据当时形势所作的预测，并认为是应当实现的事，而实际上后来事实却非如此。由此来推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可断定其书写成于公元前403年之后，公元前386年之前。理由是：（1）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的卜辞，只谈了“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而没有谈到“十世之后，为侯代姜”。而据昭公三年传、八年传，甚至哀公十五年传，都不能肯定陈氏代齐且为齐王的情况，可见《左传》的作者不曾看到公元前386年田和为齐侯之事。（2）《左传·闵公元年》叙“毕万筮仕于晋”时得“公侯之卦”，预言毕万后代会再度为公侯。到公元前403年，魏斯果然为侯，即魏文侯。《左传》的作者一定看到了这件事，可见此书作于公元403年之后。（3）《左传·宣公三年》预言周代传30代、700年。但西周和东周共传34王，或有36王，八百多年。若依《左传》作者所计，《左传》当作于周安王时代，但看不到周安王之死，可能在周安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86年以前。依据上述情况我们可断定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17]
《左传》一书的作者虽然难以肯定，但是可以肯定《左传》与三晋尤其是魏国关系最为密切。（1）《春秋》经以鲁国史事记述最多，但《左传》中所记史事却以晋国最多，而鲁国反而次于晋国。（2）春秋时鲁国用周正，《春秋》经主要记述鲁国史当然要用周正。而《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为《左传》提供大量资料的国家也应是晋国。（3）记述春秋时代历史《国语》与《左传》互为表里，韦昭《国语解叙》认为《左传》为《春秋》经内传而《国语》为《春秋》经外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左丘明写成《左氏春秋》，《报任安书》又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8]。不管《左传》、《国语》是否左丘明所作，但两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左传》以晋史最多，而《国语》也是以《晋语》为最多。按韦昭注本《国语》，全书共21卷，而《晋语》就占了9卷，所占超过全书的42％，而且是从武公、献公、惠公、文公、襄公、厉公、悼公、平公到昭公止，一公一卷，记述甚详。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两书的关系密切，而且可知两书的史料主要来自晋国。（4）《汲冢书》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19]，《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不管是《师春》抄《左传》，还是《左传》抄《师春》，说明《左传》的编写与流传与魏国关系极为密切。[20]
《左传》一书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春秋》经文意过于简约，如果没有《左传》等传文资料，称《春秋经》是“断烂朝报”则并不过分。桓谭《新论》谓《左传》对《春秋经》来说，“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是对的，如果没有《左传》详载其事，不知具体的历史事实，正像桓谭所说的即使圣人闭目深思十年也不知所谓的“微言大义”，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经的历史功能便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左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诸侯国之间争霸的谋略和战争及各诸侯国贵族阶层的争权斗争和升降变迁。它对于统治者凶恶残暴、骄奢**逸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揭露，对神权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否定，重视人事，否定神事，提倡并强调民本思想。《左传》还善于揭露社会矛盾，并注意前因后果的内在联系。另外，《左传》以善于描写战争著称，善于描写人物辞令尤其是外交辞令。《左传》在描写战争特别是大国争霸战争中，不仅描写了战争的背景、场面，而且还善于通过战争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战争刻画英雄人物的胆识、谋略和勇气。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左传》也善于描写人物的辞令尤其是政治外交场合的语言辞令。《左传》所写辞令优美而不浮华，谦恭毕至而不失原则、立场，形象生动却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人事纷杂而结构又十分谨严。因此《左传》中有不少篇幅是古代广为流传的散文名篇，脍炙人口。
（二）《公羊传》和《谷梁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1）《春秋》经讲究“微言大义”，讲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然而这种记录的历史却往往语焉不详。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把所讳之事加以明确的交代，并明确指出所谓的“微言大义”是什么。如《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后授之诸侯也。其授之诸侯，何也？齐侯得众也。桓会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谷梁传》据原《春秋》经中很简单的一句话中的“同”、“会”和“盟”字，指出齐桓公盟会诸侯“尊周”、“得众”、“信厚”、“爱民”的微言大义。这些分析引申是否符合《春秋》经原意姑且不论，但《谷梁传》的作者在分析的同时补充了有关的史事和背景，则可促进人们去进一步思考。（2）《春秋》经的记述往往是一件事的标题式记载，《公羊传》与《谷梁传》则对这一“标题”进行了阐述、补充以及说明前因、后果、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使人们更能明白其来龙去脉。（3）《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三传之间对同一件事的记述并不一致，有同有异。比较三者之间的异同，对深入研究春秋历史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语言表述的风格上是独特的。一是二传用辞准确、凝炼。它们在词汇的选用与表述的形式上，要求很严，用辞准确简洁。二是用语简朴亲切，明白易懂。另外，《公羊传》与《谷梁传》历来被认为是讲微言大义的，属于经学研究的范围，其实这两部书在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