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以“记言”为主，但并不千篇一律。如《周书》部分大都是周公的讲话：《大诰》是讨伐武庚的动员令，《洛诰》是营建成周后与成王的答问之词，《康诰》、《酒诰》、《梓材》告诫康叔，《无逸》、《立政》劝勉成王，《多方》、《多士》警告殷遗民，《君奭》则是与召公奭的谈话记录。这些讲话，对象不同，语言的感情色彩亦因人而异。如对殷遗民，完全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语气；对成王，则是关怀备至而又充满了寄托和希望；对康叔、召公奭，则以衷心告诫、中肯批评、热烈希望为主，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周人王业的忠诚，表现了一个无私无畏的政治家的策略与胸怀。
《尚书》、《逸周书》以记载商周史事为主，也有少数篇章记载了春秋时的事。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记载历史的权力不再为王室垄断，诸侯国逐渐出现了一些按年代顺序记载历史的“记事”性史书，这就是各国的“春秋”体史书，——其代表作是鲁国的《春秋》和魏国的《竹书纪年》。
《春秋》是春秋鲁国的编年史，据说曾经过孔子的修订。《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3]，事件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现的一部战国魏的竹简编年史，记载了三代到晋到魏2000余年的史事，文字表述体例与《春秋》相近。《春秋》和《竹书纪年》是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属辞比事，极其精炼，然而亦有文采可观，尤其是《春秋》，据说曾经孔子删削，“笔则笔，削则削”，简洁语言中隐寓着“微言大义”，语言的感情色彩很强烈。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寥寥十余字，把宋国发生的两件大事叙述得清楚明白，错落有致。《春秋》对不同性质的行为选择不同色彩的词汇，如讨伐有罪称“伐”，不敲击钟鼓的进攻称“侵”，乘人不备的战争称“袭”；杀有罪者曰“诛”，杀无罪者曰“杀”，下属杀上级曰“弑”，选词凝炼，一丝不苟，体现了史学散文的语言向流畅清新方向的发展。这是它比“佶屈聱牙”的《尚书》类“记言”史书的一大进步。
不过，《春秋》也存在着过于简单隐晦的缺点。史事仅存纲目，不叙史实，使人弄不清因果关系，所以宋人有“断烂朝报”之讥。这说明它还带有相当的原始性。
二、长于描写历史事件和战争场面的《左传》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史书之先河，但首创难工，还带有相当的原始性。战国以降，封建地主阶级勃然兴起，新观念、新思潮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编年体史书向带有记事本末体和传记体因素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像《左传》、《国语》、《战国策》那样的史实详备又富有文采的成熟的编年体著作，为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与《春秋》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编撰而成的，它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并非为解经而作，后来按编年系于《春秋》之下。《左传》记事丰赡翔实，视野开阔，有关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均有记载，甚至还采撷了不少民间风俗逸闻、童谣民歌，可以说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春秋历史画卷。
《左传》从文学的角度看，有如下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