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文章仍基本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较之《论语》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孟子》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观点鲜明、感情强烈、气势磅礴、辞锋犀利，富于论辩性、战斗性、鼓动性。《孟子》中所出现的孟子形象，傲岸不屈，口若悬河，在各种论辩中都是以他的胜利和对方失败告终。例如他驳斥农家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的观点，先从许行也并不是自己先做好了釜甑才做饭、先铸好了犁铧才耕地说起，说明社会的分工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列举尧、舜、禹、稷都因政务无暇躬耕，说明治理天下不能耕且为。进而又斥责许行之说实际上是“以夷变夏”，是历史的倒退。一层推进一层，理直气壮。“齐桓晋文之事”，他向齐宣王鼓吹王道，先有意避开齐宣王提出的关于霸道的问题，掌握谈话的主动权，然后采用迂回战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上，揣摩对方的心理，引用宣王不忍心杀牛衅钟的故事使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先纵而后擒：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段对话，生动形象，语气逼真，从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证明他有“保民而王”的基础说起，说明宣王能不能“行仁政”问题在于他主观上“为”与“不为”，使对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最后作者使用一连串的排比反问句揭露齐宣王之大欲，“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咄咄逼人，使齐宣王无法辩解。
孟子不但善设机彀，先纵后擒，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和幽默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思想，有些地方虽不免流于浮夸和强词夺理，但说理性极强，明显地反映出百家争鸣激烈竞争影响下的辩士特色。《孟子》散文中比喻的方式非常多，有的用浅近的寓言，有的用幽默的故事，有的整段用比喻，有的全章用比喻，其著名者如“鱼，我所欲也”、“揠苗助长”、“齐人乞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名段。以“齐人乞墦”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