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为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现存53篇，是研究墨翟的主要材料。墨家学派是中国早期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集团，当时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墨家学派是代表小生产者向统治者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其学说的中心是“兼爱”。该学派把社会上一切罪怨的渊源归之于人们的“不相爱”，主张人们要不分贵贱贫富“兼相爱，交相利”，这种阶级调和的主张反映了“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时代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渴望，但也体现了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墨家学派反对统治阶级的奢靡腐化，提倡“节用”、“节葬”，但他们看问题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向更高的高度发展。
墨家注重实践，文章崇尚质朴，怕人们读了有文采的文章“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所以不注重文采，但是逻辑性很强，开我国说理文之先河，在说理文的发展中有重要地位。《墨子》中的《兼爱》、《非攻》、《公输》诸篇，都是用类比推理与生活事实简括叙写相结合的逻辑性很强的说理文，如《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段话，作者先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等说明什么是“不义”，进而推及攻人之国为“大为不义”，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层层推理，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谓攻人之国为“义”的颠倒是非的荒谬说法，极具说服力而又有很强的形象性，可以说是《墨子》散文的代表。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他曾游历于齐、梁，因“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统治者所用，于是退而与弟子著书讲学。《孟子》七篇就是孟子晚年的作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是孔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他生活在地主封建势力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的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6]。孟子在诸侯各国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主张“法先王”，行“仁政”，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他在列国纷争和人民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看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强调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作用，这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认为这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发扬善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的理想就可以马上实现。这是和列国纷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所以当时的当政者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