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他成功的运用比兴手法。也就是王逸在《〈离骚〉序》中所说的“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种比兴手法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形象思维方法，是用形象思维表现生活本质的方法。如他用鲜花香草比喻人的品质、志行的高洁，“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数幽”（《惜往日》）；用臭物或萧艾比喻变节的坏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用鸷鸟和鸩鸠比喻忠贞之士和奸佞之辈。作者善于用鲜花香草比喻诗中抒情的主人公，他把江离、薜荔、秋兰、胡绳、兰桂纫蕙以及荷衣蓉裳等，都用来象征诗人自己高尚的风格，而且表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这就形象体现出诗人高洁的品格。作者用比兴的手法，把深刻的内容包蕴在丰富而又个性突出的形象之中，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司马迁说离骚“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良有以也。”
在语言的运用上，楚辞体诗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采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样。但屈原采用的楚地方言，并不是采用自然形态的楚地方言，而是经过了提炼和加工，使之更能传神状貌，增强诗歌的语气，宜于铺陈但不芜杂。楚辞或吟、或咏、或歌、或诵，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情绪。它讴歌爱国主义精神，揭露黑暗腐朽，向往高洁光明，鞭挞卑鄙龌龊，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全面深刻地概括了他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冲突，那个时代的一切腐朽、反动、黑暗的现象，都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辞赋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诗史。
屈原之后，楚国末年的楚辞作家，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他们“皆好辞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8]。宋玉是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学大师，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文采丰富，对后世也有不小的影响。
注释
[1] 《淮南子·道应训》。
[2] 夏侯玄：《辨乐论》。
[3] 《尚书·舜典》。
[4] 《乐记》。
[5] 柴勒：《音乐的四万年》，54页，伦敦，1964。
[6] 闻一多：《神话与诗》，18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8] 《列子·汤问》。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0]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 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 同上。
[13]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14] 刘知几：《史通·申左》。
[15] 《汉书·艺文志》。
[16]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7]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18]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