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的疆域区划，据《尚书·酒诰》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即“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殷正百辟”所居的殷商本土，它包括商王畿（卜辞称“大邑商”、“天邑商”）和王畿之外的四土；“外服”，即“侯、甸、男、卫、邦伯”、“殷边侯甸”所居的四方（卜辞称为“多方”、“邦方”）。商时的地域概念多是一些“点”和“族”的概念，那时人们还不会有“经国体野”的地域认识。因此，殷和外服即外族诸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一种以殷为宗主国的不平等的方国联盟关系。这样的认识基本上和殷商时期的考古文化相符合。“殷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范围。最内圈，以郑州、洛阳、安阳三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这里是商文化的中心区”[2]，或者说是商的王畿地区；商文化中心区即商王畿地区周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它们直接来源于商文化，同时也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3]。这一区域有人称为“商文化亚区”，这实际上属于商代的“四土”。“四土”的分布范围西起关中平原的中部，东到胶莱平原，北起于今北京以南地区，南到江淮一线，这是商代初年对外征伐战争和军事移民拓土开边的结果。这些区域中的方国，或是臣服，或是与之结成不平等的联盟，接受商文化的改造，并“不断地直接同其周围地区古代文化相接触，发生文化的涵化与来借，并通过自身的文化整合，逐渐形成了既具有商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性文化”；“最外圈，往北包括长城以北辽河上游及河套地区，向西包括河西走廊及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西南包括成都平原，向南到达南岭以北地区，最南可达珠江流域。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在文化特征上既明显区别于商文化又同商文化之间相互交往和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了一个同一的文化范围”[4]，这一区域学者或称之为“商文化影响区”。“商文化影响区”多是卜辞征伐交战的地区或更远的地区。当然，上边说过，商时的地域概念多是一些“点”和“族”的概念而非现在的地域概念。除了商的中心地区即王畿地区，所谓“四土”、“四方”，往往是服属方国、联盟方国和敌对方国交相接壤、犬牙交错、钩心斗角，不会像文献记载或考古文化体现的那样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殷墟卜辞屡有敌对方国侵入“大邑商”的记载，可见当时服属方国、联盟方国和敌对方国交相接壤、犬牙交错的情况。
一、商的“四土”
“四土”即王畿（郑州、洛阳、安阳三点为中心的地区）之外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土地。
北土：商的北土在今华北平原南端，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省邢台、邯郸以北地区的平原上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最北的已到达今北京附近和冀北地区的蔚县盆地。
这一地区的商代遗址中，以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最为重要。1973—197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两千多平方米，发现商代居址14座、水井两眼、灰坑234个、墓葬112座，出土商代遗物达3000多件。遗址和墓葬皆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大体相当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到殷墟商文化早期。台西遗址发现的墓葬是安阳、郑州以外数量最多的商代墓葬。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规模很小，普遍有棺无椁。值得注意的是，台西墓葬中大多有青铜兵器出土，其中最著名的有铁刃铜钺、大型饕餮纹铜钺和戈、矛联装的戟等，大型铜钺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因此学者推测台西遗址是当时商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