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引发了理性批判精神的高度发展：民本思想进一步深入，中央集权观念深入人心，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思想也有很多建树，成为我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定型期。
诸子著作中论述民本思想最多的是《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书，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对民本思想的认识则不尽相同。《论语》提倡“博施于民而济众”，“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但认为“天”和“君”比民重要，“养民”的目的是为了“使民”；墨家的重民思想建立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上，主张“爱人若爱其身”，但又提倡“尚鬼”，力图把重民思想和天的意志联系起来；《管子》提倡“爱民”、“慈爱百姓”，但又认为国家安定的决定因素是尊君而不是恤民，主张“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带有法家以法治国的特点；《晏子春秋》认为“卑而不失最，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对民的评价最高，可惜其政治措施叙述得不甚详细，故无从评说。
把民本思想推上高峰的是儒家的孟子学派。孟子主张行“仁政”，主张制民“恒产”，轻徭薄赋，救济穷人，保护工商，并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的口号，指出民是得失天下的关键，是“诸侯”之“宝”，这是当时民本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民本”不是民主，但它与民主有一定的联系，或者说是民主的第一步或前奏。孟子说的“民为贵”，“民”是诸侯之“宝”，是从两方面来说明其作用之重要的：一是民的向背关系着国家的兴亡，“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13]；二是民为统治者财用之源。所以孟子非常主张统治阶级在欲望忧乐诸方面“与百姓共之”，主张给人民以生活保障，使他们“衣食足而知礼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统一。在给人民以生活保障、主张统治阶级在欲望忧乐诸方面“与百姓共之”这个角度上讲，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带有一定的朴素的民主意识的，不过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以“礼法合一”著称的荀子也主张“爱民”、“利民”、“裕民”，不过他同时主张“礼之经，礼与罚”，主张“礼以顺人心为本”，“立法施令，莫不顺比”。这是从他性恶论的观念出发的。荀子对天的认识已转向唯物主义，不相信鬼神，在先秦诸子中是最突出的一个。
以上诸家，在不同程度上主张“爱民”、“利民”，同时也都主张中央集权。如墨家主张通过“尚同”、“兼爱”实现统一；管子主张以霸道治国实现统一；孟子主张“行仁政”，“定于一”；荀子坚持王霸并用，“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法家也坚决主张统一，但它对民的态度与上述诸家却大相径庭。
法家以君利为中心，提倡崇君压民，提倡君主极端独裁专制，以为“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因而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始终是用利导、利诱、利用、利禁的办法，用高压欺骗的法术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法家主张“拂于民心”，认为儒家主张的“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危也”，把严刑重法甚至轻罪重罚当作“爱民”的表现[14]，因而他们政策的出发点总是把镇压人民放在第一位。
纵横家也是主张统一的。他们“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也经常把“息民”、“养民”、“安黔首”一类的话放在口头上。不过他们这样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倾销策略智谋，并不一定重视民心民力，相反还经常利用老百姓的活动为他们的谋略服务。如东周欲为稻，苏代就叫人在西周控制水源，“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15]。这说明纵横家的主要活动是服务于军事的外交活动，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