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北方草原各部族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历史记载，战国时匈奴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地区、山西省西北部、陕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宁城一带，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而这一个幅员广大的地区，正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的发现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触角式”首和环首短剑、铜削（刀）、鹤嘴斧和动物牌饰最具代表性，较晚的时候也有铁制短剑、削（刀）和鹤嘴斧。以这些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和东北地区以双侧曲刃青铜剑为代表的东胡遗存和以直刃短剑为代表的山戎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面貌。所以学者认为“这两个地区发现的两支青铜文化，应分别是匈奴和东胡居民所遗留”[8]。“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应为狄人的先期文化和狄人文化”，“在鄂尔多斯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遗物，也可以称之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9]。
（二）西南地区
战国考古所说的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区。考古发现较多的是四川和云南，其次贵州。四川省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遗存主要是墓葬，有船棺葬和独木棺葬，它们是以柳叶形扁茎无格青铜剑和圆刃折腰钺、短骹双弓形耳矛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晚期巴蜀文化。
春秋中晚期以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重庆、丰都一带的巴文化，既有一些共同文化因素，又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共同特征如铜兵器中都有柳叶形剑、中胡三穿戈，铜容器中都有竖环耳釜、鍪、甑，纹饰中都盛行自成特点的“巴蜀符号”以及刻有这种符号的各式铜印章。
战国时期蜀国的都城，似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据东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蜀王最早的是蚕丛，其次为柏灌（柏濩），再次为鱼凫，战国时期的蜀王有杜宇、开明等。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在长江上游是领先的。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大型战国墓出土铜壶，器身周遍饰金属嵌错的图像，表现生产、生活和战斗的场景，十分精彩。新都县大型战国墓出土的鼎、敦、盘、匜、壶、瓶、豆、钟和少数兵器，与楚器相仿，其中1件鼎盖内有铭文“邵之食鼎”。“邵”即“昭”，是楚国三大公族之一，铭文字体也是楚式，可见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两座墓出土的铜器蜀文化风格要超过楚文化风格。晚期蜀文化的特征是独木舟式的船棺葬，兵器以兑、矛为主。其活动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今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陕南、滇北一带。
长江上游除了巴人和蜀人，还有分布在滇北、黔北川西汉代称为“西南夷”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聚居在高原、平坝或散在草原、山丘、峡谷，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文化。
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滇人在今昆明周围地区建立了强盛的国家，于春秋中期进入青铜器时代。春秋、战国之际，滇人的青铜文化已经多姿多彩。楚雄县万家坝发掘80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出土青铜器有898件，形制上自成体系，如编钟呈圆筒状，大小一致，钮作羊角状；铜剑除少数为扁茎者外，剑格大都作花蒂形，圆柱茎上有缠绕纹；数十件铜斧和铜锄也颇具特色。万家坝墓葬中出土兵器最多，兵器中又以矛为最多。早期的山字形格短剑，与西邻的洱海青铜文化接近，钺形斧与东邻和南邻的百越青铜文化接近，船棺与北邻的巴文化接近，戈与北邻的蜀文化接近。铜鼓造型简朴，属于原始形态。滇文化遗物分布面较大，几乎横贯云贵高原，直至武陵山东西两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