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四方地区强大的诸侯“问鼎”中原、蛮夷戎狄文化向华夏渗透、长江中下游向黄河中下游挑战。而在这方面的典型就是楚势力、楚文化，吴越势力、吴越文化向北的延伸和秦势力、秦文化的东进。
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继位，以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洛邑的郊外，迫使周定王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问鼎之轻重，暴露出北上称霸的意图。公元前597年，晋、楚战于邲（今河南武陵东南），大败晋军。公元前594年，楚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使得楚庄王饮马黄河，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囊括淮夷、吴越、扬越而并于楚，盛极一时。
平王东迁，僻居西偏的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邲，周将岐（岐山东北）以西之地赐秦，使其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在西方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逐渐趁势东进。
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春秋晚期时强盛起来。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用楚亡臣伍子胥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后吴王夫差出兵伐越，越王勾践大败求和，请为属国。公元前482年，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与晋争当霸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集十年实力乘夫差北上会盟，出兵攻吴，吴军大败。公元前473年，越再次伐吴，吴亡。勾践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一时号为霸主。
在这样的情势下，楚、秦、吴、越，加上原来中原大国晋、郑、燕、齐、鲁等，由于各国文化背景和夷夏文化交融程度的不同、生活环境和民俗习惯的差异、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形成了几个文化面貌相对差异的区域文化圈：
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 主要是指周、虢、郑、晋等国家。周虽然号称天子，但其势力不过一小诸侯国。中原文化在夏、商、西周时期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东周已经减弱，但当时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北方文化圈 主要指中原北面、晋国北部的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北方原为营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所居，受中原文化浸润而逐渐华夏化，连北方少数民族所建诸侯国如中山也不例外，但仍有其本身的特点。”
齐鲁文化圈 主要指今山东省范围内的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其中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
楚文化圈 主要指长江中游的楚国和楚国之北的诸多周朝所封小国，楚之南的许多方国部族也包括于此文化圈内。
吴越文化圈 指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一系列嬴姓、偃姓小国如徐国和群舒等，还有吴国和越国。这个文化圈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但也有其本身的特色。[5]
这些地域性的文化圈，从考古文化看，文化面貌、文化气象如城址、墓葬布局和随葬器物上都有一些差异；从思想文化上看，源自春秋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也有其地域文化的色彩：“如儒家起于鲁国，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国，传布于鲁以至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后来在楚国和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阴阳家在齐国较多，随后在楚、秦等国都有较深影响；纵横家则多出于周、卫等地，周游于各国之间。这个时代可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希腊媲美，在科学、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杰出的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
这些各放异彩的地域性文化圈，是我们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酝酿形成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东周以后楚文化的扩展，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促进的作用更大，这需要我们今后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