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参与一种新的事物发展潮流的诞生，但又不是这种诞生之必要条件的一切因素，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复存在、不复再生。在发展的较高水平上，它们不再显现并消失和沉没于以往的黑暗之中……因此，历史之真正的客观过程便产生了一种抽象，其中只有发展之具体——一般的要素才能被保留下来，才能澄清那种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和偶然情况相吻合的历史形式。[44]
当分析深入到原始的、尚未分化的整体的本质要素时，当原初的形式及其真正的历史关键点已被确定时，历史综合的前提便奠定了。这个前提在本质上是整体的派生，是以其简单、原始的形式为基础而发展了的结构。辩证的综合绝不仅仅是各种简单、片面的抽象的折衷拼凑，当折衷主义者从一种抽象走向另一种抽象时，辩证法家则使抽象走向具体。这一过程是和从某些形式到另一些形式的“归纳”相反的。“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45]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很少为其大多数批判家，甚至许多追随者所理解。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把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部形式都简化为经济基础了。正是由于这种教条主义的、先验的和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懒惰的和抽象的。当然，当萨特间接地指向其同代人的时候，他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系列中介，这些中介能够允许我们理解在一个阶级和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框架中所产生的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过程。”[46]萨特主要指向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事实在于，已经提出的历史分析——即使是由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卢卡奇和伽罗蒂（Garaudy）提出的——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平，或具体的辩证法所提供的可能高度。实际上，与分析的演绎相反，没有复杂的中介网络的辩证推导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推导的主要任务是发现那些现实的、辅助的、特殊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丰富单薄的理论基础并使之具体化，从而使得发展结构中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受到明确的限定。不论我们是否想要推出海德格尔的哲学、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主义者的观点，还是P.瓦莱里（PaulValéry）的诗歌，这一点都是适用的。每一个这种推导过程都预设了普遍性、特殊性和唯一性之无数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总体化。因此，普遍的历史结构和发展倾向在不同的领域、环境、社会群体、阶段和文化氛围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无论辩证的历史性的一般原则是否具有理智的和道德的（尤其是艺术的）进步主题，它都是一个不同的主题，而且这种主题总是处于争论之中。卢梭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灵魂随着科学和技能趋于完善的程度而败坏”，“随着丰富的财富，科学装饰了把人束缚在一起的铁链，它在促使他们热爱奴役方面获得了成功”。歌德（Goethe）临终前在和艾克尔曼（Eckermann）的讨论中表达了他对人类道德进步的怀疑：“除了有限的时期以外，人将变得更厉害，而不是更善良、更幸福或更富有生气。”[47]特别是涉及艺术时，有许多理由支持这种怀疑论，因为和科学相反，艺术并不是积累的。在科学中，对真理之每一次创造性的接近，都被作为一个特例被纳入在后来的、更完善的、更一般的理论和体系之中。另一方面，艺术则通过对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和成就的拒斥，通过对全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而获得进步。古典的形式，如透视画法、复调音乐、十四行诗、三幕剧，等等，便似乎是与现代艺术形式完全无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