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批判反对一切以片面性、单一论、系统的（非工具的）偏见、不求在更高水平上重新整合整体之永恒的零碎性去削弱和割裂与现实的其他现象和结构之间的联系，用人为的类型学取代现实以及对特殊的地区、民族、种族、宗教、阶级或时代的意识和文化的任何禁锢为特征的思维。换言之，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以整体性和总体性原则为特征的。
全部历史都可以设想为一个总体化的过程。撇开一切变化，人性本身就倾向于维护和整合以往的文明所发明的那些包含了普遍的人类本质的一切形式、技能和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不断地将尚未加工的、原始的自然改造为人化的、经过加工的自然。这种加工和人化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个体的、孤立的努力的问题，而是一切个人和一切以往的世世代代的人普遍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因此，历史现象的丰富意义只能被理解为它所隶属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复合体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排除一种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体性不可能通过一种试图囊括既定现象之一切方面和一切因素的单一的概念活动而被直接理解。对总体性的直接想象只能理解为一种指导进一步的思维过程的初步的、假设的抽象。它将具有一种直觉的、非理性的、甚或神秘的特征。
为了研究细节、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发现清楚地表达一种模型的方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辩证思维并没有因此而停留在分析的阶段上：分析必须以综合为补充。综合在不同的特殊事实和一个可能完整的模式的不同片段中起着一种中介作用，只有当一种现象在理解上被整合进一个具体的、更为广泛的总体中时，它才完全有意义。
中介作用可以由一般性和普遍性之不同程度的总体性来执行，如民族文化、阶级权益、基督教、西方社会，等等。这些总体性是局部的和不完备的。唯一真正、具体和普遍的总体性的观点必须是一种发展和解放了的人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
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设想如此广阔的、人类学的总体化过程时总是不成功的。批评家们被要求服从党的路线的原则，使创造性从属于政治利益，从属于意识和行动的有限领域。而那些反对这种错误的、异化的、总体化的人则常常宣布各种总体化并选择了技术论和唯美论。真正的选择是在人类自我实现的统一设计中整合全面的创造性。
具体的辩证总体性的观点不仅仅是和关于总体性的各种抽象与神秘的观点相对立的。科西克（Kosik）在他的《具体的辩证法》[41]一书中，有力地批判了三种“虚假的总体性”形式。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一种形式是缺乏反思和分析的空洞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把全部现实财富都“置于括号之中”，对细节感觉迟缓，对各种新的现象和倾向缺乏洞察力。尽管整体不可能直接被领悟，但却可以通过对各种孤立因素的分析，通过事实和过程、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中介逐步获得认识。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二种形式是抽象的总体性，其中整体只有在牺牲部分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实存的。这种抽象的总体性缺乏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实现和分解，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这种观点的变种包括有机体论、整体主义和谢林的唯心主义（它假定了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以及一切把历史的本质（“逻各斯”）和简单的经验事实强行割裂开来的历史观。具有这种总体性形式的人类经验现实仍然是平庸的、零碎的和没有意义的。而历史则被神秘化了，被改变为一个在人的背后自行完结的超验实体。
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三种形式是恶的总体性，其中人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被一种神化的主体——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非人的技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替了。
对具体的总体性的辩证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总体不是在牺牲部分的前提下才被认为是实存的，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而非各种异化结构的相互作用被创造的。
2.历史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