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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证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人的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不可能是由关于一个理想的、合理的国家的抽象概念构成的。因而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而且每个个人和社会集团都只追求某种特殊利益，真正的人的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还没有形成。黑格尔式的国家，被构造为客观精神的一个要素，只存在于抽象的思想中。现实中存在的则是在所有其他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之外的（beside）和之上的（above）异化了的政权。这种把社会当作其活动的简单对象的异化的政权形式，就是国家及其官僚政治。现在，马克思对职业政治家、国家和官僚政治的本质的解释还没有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人只是通过使国家更为民主或增加对官僚政治的控制，他会更自由。马克思没忽视这些修正的暂时意义，但他开始通过完全废除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国家和政治官僚来展望一种彻底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组织起来的工人，即唯一一个其终极利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实践上消除了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的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那么这种解放就是可能的。这样，原子化的、分化的商品所有者的世界就可能被一种整合了的生产者的共同体所扬弃，国家就可能被自治组织所代替，即被普遍的自由投票选出来的、对其选民直接负责的、可替换的并对其所履行的职责不享有任何特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所代替。

五

马克思的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中的关键概念的本质，最好地表明了他的理论思维的特征。这些概念不仅是描述的和解释的，而且也是承载价值（value-laden）的和批判的。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只能在他对一种真正的人的生产（其中，人以双重方式肯定了他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假定下得到理解：

——通过使他的个体对象化，并把他的个性（personality）经验为一种客观的、感性的力量；

——通过一种直接意识即通过他的活动并使用他的产品，另一个人的需要才可能得到满足；

——通过其他人和人的类存在之间的中介：他的活动成了其他人的组成部分并丰富和补充了它；

——这一中介允许人直接肯定并实现他自己的真正的类存在。[51] 异化劳动则是缺乏这些性质的劳动。

同样，社会的人、人的需要、历史、自由、国家、资本、共产主义等概念总是包含了现实和可能、事实和理想之间的一种区别。

社会的人不只是与其他个体一起生活的个体，或只是遵守一个社会既有规范的人。这样的人可能远未达到一种社会存在物的水平。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被迫生活在孤独中却仍很需要其他人，并在他的语言、思想和感受中具备了人的类存在的所有本质特征。

例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区分了那些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在这种自为存在中无限降格”的男人和那些其“自然的行为”使妇女成为人以及“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的男人。这种“最自然的关系”表明了“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52]。

进而，历史不只是时间中的一系列事件——它预设了“必然性的王国”的压迫和人之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有时把我们时代的历史称为“史前史”（prehistory）的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决不意味着几种可能性中的唯一选择，或从事任何对别人无害的事情的权利。在马克思的意义中，自由就是自决的能力和合理控制各种盲目的自然力量与历史力量的能力。“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