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历史的真正意义包含了一种不仅和所有竞争性理论相关，而且和被考察的社会相关的批判成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和革命实践的方法。他本人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了他的方法的这种根本的特征，即“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9]。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早地得到了表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把现实仅仅理解为客体，而不是实践。[50] 这种实践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而人不只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而且是能够改变这些条件的存在。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中，但他又能解决并实际地消除它们。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人的“现实本质”，但这种本质不是某种非历史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总之，现实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从这些行动主义的假定中必然推出一种新的科学功能观。根据这种观点，科学不仅提供实证知识，而且发展了批判的自我意识。它不仅描述和解释历史状况，而且评价它并指明了出路。它不仅发现规律并确立了未来的可能性和概然性是什么，而且表明这些可能性最好符合某些基本的人类需要。因此，批判的科学思想仍不满足于表明人如何才能最佳地调节一种状况之主要的倾向和整个社会框架，它还通过表明人如何才能改变整个框架并使之适合人自身而表达了一种更高级的合理性观念。
有两个例证应该足以阐明这种批判的科学的概念。
在其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他是以一种与他那个时代科学方法的所有要求相符合的客观方式来进行考察的，但又总是显现出一种批判的人类学观点；这就是把人当作“类存在”（genericbeing）即一种潜在自由的、创造的、理性的社会存在的观点。从人可能是什么的观点看，即从他如何可能生活在一个高度产业化的和整合了的工业化的社会中的观点看，马克思表明了完全受到限制和束缚的人是如何处在一种他在其中被还原为其劳动力，而且其劳动力被当作一个物即不是被当作一种创造力，而只是被当作一种能被有效地对象化并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的能量的制度中的。马克思的理论的启示不在于工人可能通过对他的劳动力的较高价格的要求来更好地适应这种状况；因为他的劳动力是一个单纯的商品，他已经获得了与它相等的东西。马克思的理论的意蕴在于，工人应该拒绝一种物的地位、一种商品的地位，并改变他的劳动在其中如此被异化的整个社会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