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发达国家中的情形会完全两样，因为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些国家可以保持政治（政党）的多元化，因此将有更发达的精神和政治气氛，更广泛更发达的民主，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更发达的意识，劳动人民的各种组织的更有力的政治控制和相应的责任以及更有力的影响和活动。然而，他们也将面临自己的问题。社会主义力量必须现在就开始修正迄今为止的满足于一部分主要资本国有化的实践。工人阶级还没有把国有化企业当作自己的企业，不仅在所有权意义上，而且也在社会性和对它们管理的意义上。如果对企业来说只是改变了主人，尽管它的地位有较大的社会保障，那么当右翼保守力量的政权通过议会试图以非国有化使历史车轮倒转时，工人阶级仍然基本上是消极的。如果工人阶级成为这些企业的真正的主人（而不是占有者），那么右翼保守力量的所作所为就不会不遇到社会阻力。一句话，克服国家社会主义关系和现状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同样是根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将在更好的社会条件中解决。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迄今为止的南斯拉夫的经验为理解这些进程提供了最多的实例。尽管自治原则在三十多年前已经宣布，但是，不发达的条件，不发达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上的艰难处境，从曾经统治着而现在仍然统治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成见和神话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国家社会主义官僚制在尽快克服这些问题和运用巨大的科学和社会潜力方面的拖拉作风——所有这些导致了许多困难和危机，使得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更加迫切。
社会的整个不发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大部分还是半农民）对自己和社会的历史利益和目的缺乏意识，成为我们发展中的突出的消极因素，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国家的经济垄断、权力分散问题等）在多民族国家中基本上要从政治方面来加以解决（共和国越来越强的统治和干预），而没有通过建立生产者（工人阶级）在所有社会领域的强有力的和有效的管理而使社会在社会经济水平上联合起来。因而，当提出关于建立联邦生产者（联合劳动）委员会的必要性时，许多民族的官员认为这会威胁到自己民族的利益（这种断言官僚制比工人阶级更能保护民族的和全社会的利益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认为这将改变联邦的特征。似乎是我们将带着这种联邦特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对那些真正按马克思主义方式思考的人来说，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整个未来设想为存在着国家的、共和国的和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劳动解放、关于生产者的强有力的联合自治和国家与政治消亡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