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派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许多革命家仅仅依据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设想可以马上开始实现。[8]他们忘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实现马克思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意味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发展和保证革命进程。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意味着分析特定的社会、它的发展层次、阶级力量的关系、国际环境等，以及正视现实的（而不是构想的）历史可能性，从而在社会发展中采取最符合这些可能性的措施。所有革命浪漫主义（它在革命成就的一定范围内是必需的）在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都会导致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危机、失误和冲突。
第二类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运动中）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要等待生产力和工人阶级水平的充分发展，以便使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的、议会的道路执掌政权。
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马克思的理论概念，但却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事活动。第一种人重视马克思的和自己的理论设想，而忽视了历史条件；第二种人则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忽略了特定的可以导致更激进的历史运动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冲突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布尔什维克党内一直存在多种思潮，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激进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奥新斯基等人）不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认为同资产阶级的任何协定都是对革命原则和道德的出卖；而且他们的拥护者同列宁相反，认为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非常快地实现马克思关于消灭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雇佣关系和建立计划经济（作为国家计划）的设想。这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为斯大林所接受，只有布哈林曾认为，通过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和群众参与管理（对此斯大林从未设想过）可以克服官僚制的变形。而在其他许多思潮中有人认为，通过工会可以实现工人对经济的管理（施略普尼柯夫、克隆塔耶娃和“工人反对派”的其他成员），认为在这一层次上已经可以消灭商品和货币（免费使用公寓、燃料、运输，参加文化娱乐等）。
列宁不得不同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不断进行严肃的讨论与争论，那时，他已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其中有《国家与革命》。然而，列宁也同样为一年前写这一重要著作时所未设想到的形势所制约。同所有的设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命题除外）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洲一个不发达国家中爆发。列宁很快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在资产阶级战争时期，不能直接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设想，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的自治。面对这种革命形势，列宁探索一切可能的出路，以便一方面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苏维埃、工人控制、工农监督、保证工人在国家主要机构中的大多数，等等）；另一方面，保证经济至少在确保满足城市居民的饮食和军队反对反革命斗争的需求的程度上运转。
列宁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甚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在前面所说的那些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看来，是真正的亵渎。后来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充分证明，要使一个能在世界市场同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经济运转，仅有工人的革命热情是不够的，工人的自治不能代替科学的和有效的管理。缺少它们，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历史上新型的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