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从上面讨论的观点，而不是从那种仍停留在现存事物框架内的观点来看，生活的意义问题、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或可能被提出——否则，现存事物就可能通过澄明这种意义而受到怀疑，因而可能被感受到、体验到，其结果便不可能被当作本身可以理解，而又只是一种可能的某物来思考，便不可能被当作其自身的意义来理解。例如，从伦理的观点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种限定，现存事物本身必然被认为是一种善，但这就取消了一种伦理领域（即作为假定的、和可能的非道德世界相反的、应有的道德领域）的可能性。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来（这使人联想到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这时，现存世界就可能表现为“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叔本华（Schopenhauer）对此挖苦地补充到，它可能是正确的，但问题仍然在于，它是否就是至善］。而从社会的观点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显然已经概括了的基础上，现存事物在社会和（“右翼”）运动中只能是保守和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顽固地将现状称为、描述为一种善或至善，或某种合理的、“自然的”状况或唯一可能和永恒的状态——当然，其目的在于维护和保卫这种状况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特权、地位、权力和财产，等等。更不用说各种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政治力量也总是（通过利用它们的各种手段：国家、权力、军队、警察、财产、货币、宣传、大众传播媒介，等等）反对革命的进步（“左翼”）力量，这种革命和进步的因素怀疑现实，并力图以真正的历史意义的名义否定现实，即根据一种超越其自身的观点否定现实。
由此可以推出，在现实的历史的水平上，生活意义的问题只能根据那种尚不存在，但却可能而且应该存在的观点，即根据未来的观点和倾向而提出，这已经包含了对现存事物之改造的需要和动力。然而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社会、人类存在、人的活动）的意义问题，又指向了实际生活之真正的无意义性，指向了对那种认为它只能如此的可能性的证明，即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违背事实的观点，这一事实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这种意义都不是纯粹所予的，而必须经过奋斗和积极的创造。这种意义必定来源于人的利益，必定代表了人作为一个个体的需要的满足。因此，生活的真正意义的可能性只有在创造新世界的积极的可能性中才能发现，这个新世界不同于已经存在着的我们的世界。人性的普遍性——既作为使它可能的历史基础，又作为自觉的任务——是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基本条件，无论它是阶级局限、等级局限、职业局限、语言局限，还是任何其他使我们孤独地生长、把我们同丰富开放的、根本的历史潮流和本身已经成为普遍的整个世界的文化分离和隔绝开来的局限。
这就向个人和社会敞开了一种以马克思的革命思想的精神为基础的真正的时代观点：自由之战就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废除工人阶级。换言之，这就是无产阶级在已经达到终点的异化和物化的人的基础上，作为人的未来的世界——历史存在的观点——通过对人自身作为工人的前提的否定，由此而导致了更新的成就和征服真正的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普遍实现的条件下，在我们之间为人的真正自治及其生活的特殊斗争中，人自身尊严的解放和复归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它们的最大危险和工人阶级唯一真正的敌人——官僚体制以及作为其直接拥护者和创造者的政治官僚——的坚决反对。因此，根本否定和摧毁官僚主义便成为今天的任务，因为人们能够寄希望于这种作为唯一超越官僚主义的新的、未来的、开放的人的意义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