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异化是对这样一种现象即现存的（资产阶级）世界之积极的和理智的表现形式的限制与限定，一旦它以某种方式被克服和超越，它就能被发现和认识；当我们已经发现自己超越了这种限制时，存在——人，人和社会的关系，各种机构以及生活的各种最不相同的形式与组织和资产阶级这种特殊存在的本性——才能使其现象表现为理论的意识，而不再表现为其本身异化了的形式，即表现为其直接的肯定性和局限性，才能从一种对它的改造（批判、否定和新的）的观点看问题，即从一种尚未形成的观点看问题。因此，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等等）不可能以这种异化了的人为主题，因为异化不是被作为一种经验事实直接赋予（理论的、科学的，甚至一般的）意识的。可见，异化不可能简单地被描述。
只有在有了废除异化的要求时，异化才表现出来，这就预设了一种关于非现存的（而且是异化了的）需要、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积极的、批判的意识（自我意识）。如果我们满足于作为唯一的真理、意义和可能性的存在，换言之，当我们在这方面“感觉良好”或完全“像在家中一样”（马克思语）时，关于异化，我们就“一无所知”。因此，对作为理论的理论而言，没有异化正是因为“常识”水平上的主体意识之异化了的、现存的肯定性、所予性和直接性，代表的只是视野、空间、时间及其运动的基础。这种常识的基本特征是，它在根本上要求的不过是一种已有的存在，并因此而满足于以一种纯粹意见的形式对这种存在本身的认识，所以它绝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什么是本质的存在，因为它并不首先研究它可能是其他的什么。
在这种常识看来，世界是一个纯粹的（令人满意或不满意的）事实，在其现存的总体上，这一事实本身就代表了唯一的绝对真理。相反，马克思则表明，这正是人类存在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证明了科学的真理，另一方面证明了生活的真理，而这两种真理彼此是无关的。但是，这种状态不过是被证明和认可了的异化状态，这种状态只有通过它的全部否定才能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状态。由此，我们便达到了马克思思想之最本质、最深刻的意义：未来是历史过程和历史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而且这进一步表明，历史是通过现在从未来向过去运动的，反之不然；正如它看起来像是一种一般的、日常的、科学—实证的意识一样，这种意识只适应于异化了的历史存在的运动。这种意识生存着、活动着，并发现了它作为一种意识（即被赋予终极的历史意义）的方式——在它缺乏一种超越历史局限框架的历史观的意义上，它曾经被提出过；因此，这种意识总是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即纯粹描述的水平上，并赋予它以绝对永恒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