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最低的科学水平上，这次所重复的只能是这样一个古老的、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存在？怎样存在？为什么存在？——尽管黑格尔，因而尤其是马克思也以一种根本的方式提出过这个超越了形而上学—物化领域的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不同于现在和过去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产生于现实的人类世界、其活动的历史范围、其意义和目的的可能性（它意味着未来世界）的问题，与此相关，马克思非常迫切地提出了哲学作为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但是现在，人们却不再从一种理论的立场上或在理论的领域内提出这一问题了，因为这只能在（实证上可确定或已确定的）存在领域内寻求“对象”。理论努力想要确定的是存在的本质，但又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这种本质被认为是某种确定的和既定的实证性的东西（因而只代表形而上学实体的残余派生物），那么它就不可能被把握。因为只有在那种尚不存在，即尚未形成但却可能的观点看来，这种本质才是看得见的、可理解的。只有在人的积极行动中，这种本质才表现为某种真实的东西（表现为对象的客观性）；这种本质本身及其“现成的”对象，来源于人对人类世界占有的历史—实践过程（因而来源于这个世界），来源于人在其中也成为人化自然的人这一过程。“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4]
似乎只有科学（即作为科学的科学）才能提出其自身论题的对象性这种问题，亦即在什么基础上这一问题才是可能的（这个问题还包括了基础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中，它不可能停留在（科学的）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论关系和认识关系的界限内。因此，只有哲学（作为理论）才能通过自身或在自身的哲学领域之内提出其自身的可能性问题。它不可能使自身成为可能，因为这样它就应该是其自身的存在（作为绝对）——这意味着它通过某种还不是哲学或不再是哲学的东西成为可能。这种使哲学成为可能而又不是自身的存在，必然会在现存的实在或尚不存在的实在中找到。但是，由于哲学揭示的是科学—理论的意识（和知识）及其自身的客观性视野，探讨的是存在和作为一定客体的存在的本质，因此，科学—理论的观点就不可能同时又是哲学的观点。反之亦然。由于这一原因，哲学的可能性（存在）问题就不可能从现存的实证性出发来提出，即不可能从已有的观点出发来提出。相反，这种可能性只能在哲学的根源被发现的地方，即尚不存在和尚未形成的事物中找到。
然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历史—理智结果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也必须在先验论的水平上予以考察。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中间的最后一位把哲学事业引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使得哲学在其自身领域内真的变成问题了。这正是马克思不仅看到而且超越了过去思想的要点和界限——马克思从哲学既作为哲学，又作为其对象这种观点出发，已经认识到了哲学的延伸（和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方式中，哲学及其（理论的）局限本身才能在其本质中，在哲学领域及其局限真正被历史地、理智地超越之后，在与黑格尔关于有限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哲学的可能对象，而且涉及哲学本身[5]）的辩证决定的吻合中，得到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从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哲学的实现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才能提出哲学作为哲学，因而也是他自己的哲学的可能性（亦即存在）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实践的观点。[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