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时，我们同时必须注意所有那些根据他可能解释过的观点推演而来的观点。人们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领域中，这些观点不可能以一种纯粹的理论形式出现，或者在理论上是中立的，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每个人在马克思那里都看到或想要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因而根据自己的意思解释马克思。这种倾向——我们称之为“实用的”倾向——导致了从其总体性上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这种总体性遍及各种解释的不同观点之中，表现在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方面，即历史的含义决定了向马克思的每一步接近，不论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种恰当而更为彻底的解释（或“捍卫”）常常是一个真诚努力的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但是，在他们的理智努力中，这些解释并没有越雷池半步。在各种想要逾越它的努力面前，这种限制就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拔地而起，正如马克思实际上以同样方式曾经做过的那样。由于这种限制不再是一种哲学的、理智的或理论的限制，而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实践的限制，在它的彼岸便出现了关于一个全新的、根本不同的世界。因此，不论这种努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论它是由何种意志或利益激发的，都将撞击这堵“不可逾越的墙”，并回到那种本身就以其各种形式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单一立场的观点之上，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实证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只能有一种根本的、理智的和实际存在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或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基础、立场和视野在于，世界有可能变得不同于现在和过去[3]，即在于辩证地否定现有事物是终极事物。而实证主义的观点则仍然是对过去和现在之一定的、现存的、实际的基本预设，即证明现有事物就是真实事物和可能事物本身。
实证主义可能表现为几种不同形式，而又并不因此失去其本质，即使其表现形式乍一看常常欺骗了人们，并掩盖了它们的本质。例如，实证主义可以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经济主义、专家治国论、政治主义、官僚主义、科学主义（即纯科学性）、结构主义、有机论、生物论、新实证论、语义学、现象学、价值论、规范伦理学、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本体论、社会学、人类学、道德主义、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神秘的直觉主义、实用主义、人类行为学、（辩证的）解释学、社会理论，等等。
可以说，全部西欧哲学和关于存在与思维、存在与活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传统逐渐导致了形而上学的世界意象，在其基础之上，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本质上是分离的。这一结果甚至是由于作为这一过程实际终点的绝对精神造成的：黑格尔的辩证—形而上学思想本身就表明了哲学作为哲学的最终可能性，即哲学作为全部现存或以往的理论与绝对科学的可能性。如果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谴责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只是一种表面的批判的话，那么这种批判从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对迄今全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这种哲学以一种（在历史上和人道上）完全中立的科学性的形式对哲学进行了理论清算和实践清算。
